您好,请 登录注册
当前位置:主页 > 散文 > 露珠集《续集---散文篇》 > 第 2 章 《露珠集*续集-散文篇》封面
第35节 42、走过一个世纪---父亲葛荆门(中)
  4、迎接解放,成家立业
1949初年,父亲写信催促当时还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读大四的未婚妻、即我的母亲王淑惠来沪结婚。母亲那时马上就要毕业,还未拿到文凭。可父亲觉得兵慌马乱爱人不在一起不放心。于是在他的要求下,母亲来到上海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父亲结婚。幸亏几个月后上海就解放了。他俩在上海还是参加新的人民政府组织的集体婚礼结婚。
他俩的父辈原是好朋友,很早就双方说好了结儿女亲家,基本上属于包办婚姻。但是之前我父母双方在他们各自都在上大学期间在长沙南岳见过面,父母也征求过他们双方的意见;而且双方的长辈也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国政府官员,属于门当户对。我外公时任岳麓山公安局长。父亲见母亲温柔贤淑,知书达理,家教严谨,也十分满意。
父母结婚以后,父亲不但每天往返与浦东浦西上班,还承揽了大部分的家务活。母亲因孕早期在迎接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中奔跑,造成先兆流产,只好在家休养待产。病愈后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要求进步,义务参加家属委员会的工作,还入了共青团。父亲毫无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工作的上海船舶修造厂归属海运局,改名为上海船厂。由于船厂冶金方面的技术人员的紧缺,父亲服从需要改行,完全靠自学,在冶金铸造方面攻克难关,从实践中学,边干边学,虚心求教同行。他自费订了很多专业杂志报刊,刻苦钻研,终于从一窍不通到成为内行主管,在冶金铸锻的技术岗位上辛勤奋斗了几十年,最终成为了高级专家。
父亲历任技术员,技工学校教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技术科科长,冶金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船舶工业公司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5、跃进年代,投身建设
五十年代,父亲在上海船厂成为了技术专家,企业骨干。从抗美援朝,到大跃进大炼钢铁期间,他付出了全部精力。他生活简朴,工作勤奋,虽然非常瘦弱还在大炼钢铁中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但是他也很少休息。也基本上不请病假,连星期天也常常要到厂里加班加点。我哥哥和我、妹妹接二连三降生,父亲除了要抚养我们,还要补贴负担爷爷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特别是最小的妹妹庚玲与我同岁,从小到大全靠父亲邮寄生活费,从她插队落户到上调回城。经济负担实在不轻。他每天往返于工厂和家里,没有钱买自行车,都是走几站路再坐公交车,为的是节约五分车钱。
1958年,厂里号召科室干部下放农村锻炼,支援农业,大办粮食。那时母亲也已调入上海船厂工作,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他俩不像一些干部强调家庭困难孩子小、不愿离开工作到艰苦的农村去,而是主动报名,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我们三个小孩(分别是8岁、6岁、4岁)全部交给了保姆,还把户口也都迁到西郊乡,在马桥人民公社当了下放干部。去的那天,厂长书记亲自给他俩戴大红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了他们。一年半以后,他们俩因为表现好,事迹还登过报,接着又先后被调回原单位上海船厂工作,还先后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到杭州疗养。                
   6 、六十年代  度过难关
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父亲在上海船厂技术科工作,早出晚归,非常忙碌,非常劳累。我们三个小孩也已先后进入小学读书。父亲尽管工作很忙,生活上没有办法对我们悉心照料,也不可能有时间管我们的功课。但是他的一言一行还是潜移默化给我们以身教言传。     
他得过肺结核,需要营养,需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可是他从不注意营养和休息。他经常对我母亲和保姆说,先保证你和小孩的。无论有什么好吃的,他都说你们先吃,总是最后才考虑他自己。若晚上下班回来不舒服发了高烧,临睡前就吃颗退热片压下去,第二天一早仍旧去上班。浦西到浦东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除了挤公交车还要摆渡,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迟到过。
休息天,他更是要忙碌一整天。除了洗衣服拖板买菜做饭,理发洗澡,还经常自己动手扎拖把、敲畚箕,修电灯、修马桶、补衣服,根本不像个高级知识份子而是像个老工匠。
父亲陪我们的时间远不如母亲多。母亲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教育战线,调往中学工作。母亲单位离家近了又有寒暑假,她会带我们看电影逛公园,还会带我们种花、养鸡;而父亲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陪我们。但他其实是有很多兴趣爱好的。记得小时候,他给我们买过一套机械铁玩具。亲自带领我们一起安装,可以拼装出各种汽车、铲车、起重车等非常好玩的玩具车。他会印照片,告诉我怎样曝光、显影、定影。他还会摄影,也曾经带我们去公园划船,教我们怎样前进、倒退和转弯。              
7、十年浩劫,不堪回首
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就是父亲屡屡遭受磨难的屈辱记忆了。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作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美军翻译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忍受居民小组长的责骂、训斥,每天下班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挖防空洞。我们家仅有的两间住房被海运局造反派勒令交出一间,住进了一户造反派小头目。造反派恶邻居趁我们不在、父亲单独一人在家时,对父亲凶狠地辱骂甚至殴打,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受伤住院开刀。可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恶人却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父亲也得不到伸张正义。
我虽然在文革前考入上海市重点中学复兴中学,却因文革停课失学,在1969年先后下乡插队去了江西。受家庭的影响,多年也无法被推荐上调。
在我下乡一年以后,父亲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几次胃部大出血,被医院报病危,终于住进医院开刀,切除了大部分的胃,消化吸收功能受到严重影响。那时他十分消瘦虚弱,在我和哥哥离开家返回农村时,父亲的身体状况让我们充满了担忧、不安。
 我下乡以后,没想到并没有给七零届的妹妹带来多少好处,她也被分配到远郊安亭的工厂,还迁掉了户口变成城镇居民。每星期才能回家一趟。造反派恶邻对我父母两个老人变本加厉地欺负,经常恶毒攻击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父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我们三个孩子过年才能回家。虽然我们都已经成年,却也只能挤在一间屋子里,每天晚上搭临时床铺,更要忍受抢房子进来的恶邻居的横行霸道。父亲由此得了高血压、心脏病和严重胃病。但是他总是劝我和哥哥好好在农村劳动锻炼,听党话跟党走。他从来没有表示出任何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他说运动总归是运动,解放后已搞了好几次运动,群众运动总会过头,也总会过去的。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他还说我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光明磊落,我肯定不会自杀,除非人家打死我。他还再三叮嘱我们,要照顾好母亲,因为她身体不好,也因为她一直都比较思想单纯。我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终于盼来了天亮的日子。
          8、八十年代 重获新生
粉碎四人帮给我父亲和我们全家带来了第二个春天。我病退回来进了街道团委工作,哥哥顶替母亲,厂里又给父亲落实政策,平反冤案,摘除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我们全家搬到一般人都不愿意去的浦东,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在八十年代初,重新焕发青春,充分施展才能,在技术科领导岗位上大显身手,积极努力工作,参与技术革新,热心带徒弟;他参与编制修订了许多技术条例,规章制度,还自学日语德语法语,考取了高级职称,后来还担任了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务,并出国德国丹麦考察学习。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学习了外国的西方先进技术,为企业购买先进技术,进口设备,还千方百计节约了外汇,他带领的出国考察团队由于节约开支而在公司出名;虽然被少数人提意见说他抠门,不像个别厂领导带队出国为私人购买大件电器而违规使用经费,贪污公款中饱私囊,他的所谓“抠门”行为受到了企业和上级公司的表扬。
父亲退休前夕还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65岁退休后返聘到75岁,直到80岁了还坚持不计报酬到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和英语翻译。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载着父亲,浦东浦西来往顶风冒雨地发挥余热,许多人说,葛老图什么啊,这样卖力,有多少钱啊。他笑笑,依旧乐此不疲。他不是为了报酬,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播给后辈。他的许多同事老上级老下级在他过生日之际,都会邀请他一起聚餐。父亲胃不好,根本吃不了什么,但是徒弟们写的诗画的画送给他,让他很高兴,很有成就感。他曾经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聘书,柜子里都放满了。
9、相濡以沫   照料病妻
    正当三个子女都成家立业、儿孙绕膝、父母能安享天伦之乐幸福晚年之时,母亲在七十岁那年突然中风,一病不起,给了父亲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推掉许多要求他翻译和顾问的工作,回家跟保姆一起,忙于家务,悉心照料病中的妻子。
我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每天在医院陪护。母亲出院回家,他亲自安排一日三餐和水果点心,以及后续治疗方案。打听到哪里有什么药物偏方,他都不嫌烦、不嫌贵,千方百计去购买。他每天要为母亲打蔬果泥,调芝麻糊,换床垫,任劳任怨,从不马虎。那几年我们子女都要上班,只能在晚上和休息天去看望母亲。照顾母亲的重任始终落在父亲身上。有很多次,他和保姆推着轮椅,让母亲坐稳,穿戴好,往返与医院和家中看病配药,无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从未间断。整整十三年,父亲毫无怨言小心翼翼地悉心照顾母亲,让她在家中平平稳稳、干干净净地渡过,活过了83岁。度过了整整十三年。这十三年,父亲的辛劳,父亲的付出,我们任何人是无法描述、无法替代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多年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相互体谅,给我们以很好的榜样。母亲称呼父亲,荆门哥,父亲称呼母亲惠妹子。在母亲中风后,父亲应母亲的要求,在他们金婚五十周年时,还推着轮椅带母亲特地去照相馆照了他们的金婚纪念照。母亲在父亲的搀扶下坚持站立起来,拍了全身照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
母亲是在一天晚饭后悄然离世的。送走母亲的那天,父亲非常伤心,非常悲痛。半个多世纪的陪伴,十三年的努力,一下子变得烟消云散。父亲无比失落伤感,一下子病倒了,得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让我们万分焦虑,担心他挺不过去。
幸亏父亲熬过来了,顽强地站立起来。他独自一个人住在六楼,爬不上去,却坚持不要我们扶掖不咬抬,就自己戴着手套,一步一步拉着铁栏杆往上走,终于回到家中。他每天坚持锻炼,坚持下楼拿报纸拿牛奶,终于恢复了健康。
整整过了三年,父亲逐渐走出悲伤的阴影,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他每天还是按时作息,看报纸,看电视,下楼走走,不抽烟,不喝酒,就只打打麻将,生活很有规律。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父亲很兴奋,每天看电视新闻,看抗战剧,在房间里唱抗日歌曲。虽然他没有被所在企业和民政部门正式认可为抗战老兵,没有人给他补偿和荣誉,但是交大学生档案的解密,有关部门人员的采访,有关报刊杂志的刊登,我参加社科院组织的抗战老兵子女座谈会还发了言,多少让他获得了一些安慰。
2016年在父亲93岁生日之前,经过我们子女的申请,父亲终于拿到了有马英九亲笔签署的、抗战老兵的证书和勋章。在接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人员的上门采访时,他说,那么多人为抗日而牺牲了,所以我是很幸运的。能不能得到承认和补偿,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