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抢包子”、“闹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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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包子”、“闹分家”
张贵生
1974年4月17日，我们开封市第一中学73届高中毕业生六男四女，响应号召，自由结合来兰考县堌阳公社秦寨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
秦寨大队是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秦寨的决心激励了当年兰考人民战风沙治盐碱、改变面貌的壮志。几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们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坚强，还让我们记住了许多难忘的或会心一笑的人和事。
“抢包子”
那时，兰考县有一个知青“抢包子”的传闻，与我们秦寨知青有关。
插队之初，由于政府资金未到位，我们男生安排在队里一处老牲口房住，女生安排在一农户家住。队里可能觉得我们是城里来的，不会做饭，为照顾我们，配了一位老农为我们做饭，殊不知我们虽是城里来的，但都不是娇生惯养，特别是四位女生，做饭都是呱呱叫。
刚到秦寨的第三天，无论是卫生方面、还是饮食口味，我们都不适应，就向队里提出不用炊事员，由我们自己做饭。队里不同意，再三交涉，也达不成一致，无奈我们六男四女就决定上县城找知青办求援。第四天一早，我们上路了。秦寨到县城近五十里，我们知青没钱，乘车普遍都是截车或扒车。车很少，长途车不好截，只有截卡车或拖拉机，等一晌，好不容易来了辆拖拉机，我们就站在路中央截车，但车一点不减速冲我们就来，没办法只有让开，截了几辆都如此，让我们非常恼火，好歹又来了一辆拖拉机停下了。
我们乘车来到县知青办，说明来意，知青办很照顾我们，答应协调此事，并帮我们安排回堌阳的长途车。此时已到中午，尚未发车的空档，我们在车站旁一饭店就餐。吃什么啊，知青钱不多，只有买包子吃。我们十个人，几十个包子，小盘子装不下，饭店就用一个大搪瓷托盘给我们盛包子。就在刚吃时，说要发车了，没办法，我们端着盘子就跑着上车了。这事说起来好笑，后来县里竟传开了，说不知是哪的知青抢了饭店的包子。
不管怎么说，回队后，炊事员换了，由我们女生两人一班，轮流做饭。而且队里很照顾，女生在家做饭照记工。
赵书记
秦寨是秦寨大队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村里有两个生产队，西头的为七队，东头的为八队，每队大概都四五十户，三百多口人，有意思的是，两个队都姓秦，但都有一户外姓人，八队的一户姓孙，是队长，七队的一户姓赵，时任兰考县委常委、堌阳公社党委书记兼秦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还是中共九、十大代表，曾随陈永贵为团长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
赵书记四十多岁，一米八左右个子，黑黑的脸庞，魁梧的身材，神情严肃，但对我们知青很好，乐呵呵的没架子。我们初到秦寨时，他天天都是一身煤土色的粗布衣，腰挎二八盒子枪（当时公社书记和武装部长都带枪），肩上照常扛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走到哪锄两下，一股的老农本色。社员都有点怕他，平时下地干活，一般没多少活情况，该收工就收工了，但如果他在，他不说话，谁也不敢走。他的烟瘾很大，一天至少三盒烟。他吸烟还有个特点，从不丢烟头，一根接一根。他接烟不用看，怎么一捕捏就接上了。而他吸的烟是当时最便宜的，记得是菏泽产的航行牌香烟，印象中不是八分一盒就是一角一盒。他很家常，也很有趣，一次在我们村南小树林，看他高兴，我们几个知青逗他，“赵书记打几枪呗！”你看人家，潇洒地拔出盒子枪，不看目标，从左往右一甩手，啪啪就是几枪。
大概是1974年10十月，他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回来，发生了些变化，明显的是煤土色的粗布衣服变成了西装，肩上的铁锨扛得少了，而手里多了个小收音机。
编馍筐
说起馍筐馍篮，特别是柳编的，家庭现在很少用，几乎绝迹，市场上也很难见到。那个年代，家庭普遍都用，但会编的并不多，农村如此，城里人更不用说。但我们六位男生下乡期间都学会了这个技能，而且编出馍筐馍篮，绝不亚于社员，甚至超过社员。特别是刘高潮编的馍筐馍篮，大花边小花边，堪称精品。
起初，见个别社员编馍筐，我们很好奇，就跟着学，从选材到技法，一一询问，逐渐掌握了这门技能。村南通往贺庄的路边长满了柳树丛，每年出柳条很多，我们刷柳条都是在这里。柳条虽多，但村里社员一般是不敢刷的，而我们就不同了，队里网开一面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尽管刷。
编馍筐馍蓝，要选用七八月份较细长的柳条。早了柳枝脆，晚了皮不好去。编馍篮的柳条可以较粗，去皮，晒干，编前水泡透。编筐时，根据筐底的大小在地下挖个碗样的坑。开始，用六根柳条一组，三组交叉米字型，然后用单只柳条从中心绕起，手要把紧，底部绕到一定程度，把它放到挖好的坑里用脚踩着编。到和坑边大小一样时，把它翻过来，柳枝往上扳，接着编。然后该加枝加枝，到一定高度窝边，可大花边或小花边。编馍篮要比这复杂得多。
闹分家
我们知青点上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分家”。 这件事情我写进了当时的日记，现在摘抄出来，挺有意思的。
【1974年10月16日】今天我正在屋后地里，甲同学叫我，我问他啥事，他说咱几个的事，在一起说说，谁对谁有啥都提提，不中去球，我就说咋能就这呢？为了弄清问题，我把十个人叫到一起在我们屋开会，首先我说：“咱们来这些天出了不少问题，今天咱们在一起谈谈，都不要保留”。说罢没人吭，过了一会，乙同学说：“不知是谁把甲同学的洗脸盆瓷弄掉了，把我的小盆瓷也弄掉了一块，为啥别人的都不烂，就给俺俩的弄烂了。”还说别人背后说他坏话了，有意见不当面提了。甲同学插话说，有人说他们没有眼色、老抠等等。乙同学接着还说：“有人说我没有钱了也不去领，为啥不领啊？就是有些人该报帐了不报。”胡敏说：“谁不报了？”乙同学说：“你！”胡敏说：“我报了，你问崔安香俺俩来报了几次，你还说现在没钱先不报吧。”好大一会都没人吭，后来杨克勇发言，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接着说我们几个要搞好，要为大家着想，不要光站在自己的小圈圈里，家务活要多干些，主动些。接着我又站在组长的角度，检讨自己，让大家给自己提意见。尔后都无反应，处于沉默。鉴于此，我就说：“既然都不说，今天咱就不开了，抽时间再说。”结束后，正好胡敏的大哥开车来，胡敏、崔安香、杨克勇随即坐车返回开封，这时我在外面听见甲乙同学在说，这过的啥意思啊？能过到好上啊？不如干脆点，谁跟谁好，谁跟谁就在一起过，等等，都是一些要分锅的话。我从外面进屋，甲同学就说：“贵生，这个会咱还得开，跟他们几个说明，要说就说，不说干脆就分开，都这天天啥意思啊？”我就说：“难道分开就有意思了，分开后都会后悔的。”甲同学说：“我说过的事，就不后悔”。乙同学又说，小文来那天，四个女的对待不好了，还说不好听的话，甚至他的朋友来了对待的都不好。并说，不中的话，干脆明天就分家。我看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就耐心的从同学和老街坊的关系进行劝说，但都无济于事。无奈我这个当组长的，是玩把戏的躺地下，没辙了……
当然，最终没分成家，直到最后一名同学离开秦寨，我们组都是完整的。而且回城以后几十年，我们基本上每年都要相聚一次，忆忆往事，聊聊家常。回想那时的情景，至今都感觉好笑，但也难怪，那时我们都是些才离开父母刚走出校门的孩子。
分红薯
在我们队，红薯和玉米都是主产粮，红薯亩产达两千斤左右，麦子产量低，最高亩产才四百斤，一般就三百斤左右，麦季人均只能分到百十来斤麦子。麦子分后，社员都不舍的吃，逢年过节、来亲戚朋友，才动用麦子，所以红薯就成了社员的主粮。红薯下来后，大部分家庭天天都煮红薯蒸红薯，一到吃饭，很多社员都端着一筐红薯，蹲在街边，红薯蘸着豆酱，吃的津津有味。家庭好一点的配着些杂粮，特别难的时候，应是在收麦前，一些家庭粮食接济不上，就吃些水煮红薯片。
当时，城市虽说生活也不怎么好，但比农村还是好得多，所以看见农民这样的生活，心里不是滋味。但那时，人们也都习惯了，就是那样的生活状况，天天还都是乐呵呵的，傻高兴。
红薯产量高，一季下来，一个人分一千斤，我们十个人就是一万斤，没地方放，队里照顾我们，五千斤红薯给我们折一千斤玉米，剩下五千斤，我们也学社员一部分刮红薯片晒起来，房上地上凉的都是。在我们住的院里，挖地窖存放一部分，剩下的拉到集上去卖，我们都是整车兑给人家。说红薯，它实际是有红茬的有白茬的，白茬的出芡多，红茬的出芡少，打芡做粉条的，喜欢要白茬的，而且价钱高。而我们的红薯，红茬多白茬少，为了卖个好价钱，我们都是头天装好车，把红茬的放下边白茬的放上边。第二天趁天还不明，拉到四里外的集上，有专门收红薯的，经过讨价还价，整车兑给他们。红薯现在几毛、一块多一斤，那时，红茬的两分多一斤，白茬的也就三分多，拉去一车子也就十几块钱。搁现在不够一碗羊肉汤钱。
几年知青生活，尽管比较清苦，但对我们的成长还是很有益，很多的人和事一辈子都无法忘怀，和贫下中农结下的深厚友谊，四十年来从没中断。遇到兰考的，我会真情地说：“我是兰考人。”
（作者，1955年生 1974—1976年下乡兰考县堌阳公社秦寨大队第七生产队，现开封市商务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