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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主页 > 文库 > 往事断想 > 第 2 章 1937年至1945年
第1节 奉命打入敌伪内部
 奉命打入敌伪内部

 

夏其言生前曾同我说过,“当时(1938年)江苏银行的地下党是我领导的”,还说过“有亲友(同事)愿意介绍你去敌伪机关(好像是76号)……”等之类的话。因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批斗,吃过“生活”(上海土话,即被打)。从夏其言口中知道,是他代表中共地下党领导江苏银行党组织的,方式是单线的,故彼此当时并不了解。我们相识是在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上海绸业银行三行补习学校成立之后,“三行”的党员(党小组或支部)开始仅罗惠民、我和已病故的童明纯,由我或罗经常到中国企业银行老夏的办公室“碰头”。当租界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传达党的指示,要求党员注意敌伪活动,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这样,我就谈了同事倪季祥说他哥哥倪农祥为叶耀先开设立泰银号,以及另一同事岳光烈说叶搞轮船公司可以介绍我去当职员,还有“三行”校长吴任沧在校长室开国民党的会等情况,最后决定,一面选送一批人到新四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去参军,一面决定派遣我打入敌伪内部。
但等到我去时,李士群已经从大西路迁到极司非而路(即今万航渡路)76号了。
临行前一天,在夏家由夏其言向我交代任务、注意事项,并命我宣誓。夏的信件复印件中写“宣辞”是笔误,这时他已病入膏肓了!
我头一天住到忆定盘路(即今江苏路)35号的汪伪“76”号的第二大队,是先参加它的原银行同事岳光烈带我去的。伪正、副大队长杨杰、裘公白(又名裘君牧)陪岳午餐,我也同桌吃饭,杨或裘曾对岳说,现在就怕共产党打进来(大意),我心中已有准备,所以能沉住气,一点也不慌,他们丝毫看不出我正是共产党派遣打入的。回想当时,我们这批青年人不少人有“吾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打算和日本人拼命,一个换一个够本,能多换几个更好。我国人多,日本人口少,他们拼不过我们。当然这种想法很幼稚,但很朴实。

四十年代初在上海
我认为,我们国家如今还是可以动员群众随时反映情况,集中起来会成为有用的东西。当年,派遣有条件的党员打入敌伪机关内部,收集情报是个重要信息来源,所以,组织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即使“广种薄收”也是“合算”的。当然另一方面,处于第一线的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提高分辨能力,但切不可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忽略了看似点滴消息,实际是敌人重要的动态而不报,这就给组织带来损失。所以,党的这一任务是一定要以党性保证来努力完成的。我想,这是对所谓“无名英雄”的起码要求。有人说,儿子大学毕业时,他指点儿子什么工作都可干,就是不要做情报工作。我听起来非常反感。当然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有感而发的。老夏吃了三次“生活”,他死而无怨,当笑话一说了之。这是值得钦佩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的经验之谈,说给谁也不愿听,只好三缄其口。人说你什么“明哲保身”,也无所谓。
 

其次,我想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组织上原来规定我是单干(既不领导谁,也不发展谁),但也有例外。1940、1941年间,沪西准备新建一个“三不管三都管”地区的“特别警察署”,如果搞了对我们党的工作不利,如果不搞说明日本已与公共租界不妥协了。结果,果然不搞了,传说是由于日本军队将要进占租界了,于是汪伪“76”号中人都想吃这块肥肉,传说纷纭。可是,没有想到这是太平洋战争的前奏,日本与公共租界当局即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已尖锐到不能调和的程度。日本主子对傀儡汪精卫、李士群等大小汉奸们一点风声也不透露,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李士群才表示这是东条英机的大错误。现在想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再加上发现日本关东军已进关,就可以得出日本战略上已决定不北上进攻苏联了,而是将要南下,与英美争夺东南亚地区了。这是我今天的断想,当年并不了解内幕,也不具备分析能力,但向组织汇报了。今天总结,也算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话说回来,当年我按指示,首先要站稳脚跟,一是靠叶耀先、岳光烈等的关系,在杨杰、裘公白(裘君牧)等人眼中,我属于“李士群太太、叶耀先系统的关系”;二是靠自己近十年的社会经验去应付;三是靠没有经济任务,我自己“量入为出”,不与人争利。这样,相反当他们要搞钱(贪污)时,我一概帮助,却也得到某种程度的“信任”。问题也有,一是王心明,二是倪季祥,幸好他们不出问题,我也就获得主动了(王、倪问题另详)。此外,宪兵队的走狗可能曾注意或怀疑我,但抓不到把柄。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一面设法站住脚,同时应积极收集情报。老夏没有对我解释何谓情报,更没有可能接受任何训练,凭我的水平当时只能做到“有闻必报”罢了。故没有什么重大成绩可言。
我在“三行”曾选修德文,组织上曾介绍一位日本回来的同志教我日文;此外,根据广告,我曾与汪伪“76”号里的张纪,同向一个墨西哥人学英文(在“三行”英文是必修课),但都没有学会。有客观原因,但现在想来,主要还是由于我不努力,遗憾终身了。
我弟弟赵子晖因为会一点德文,就被万里浪临时借去监听陈恭澍与德国人会见的谈话内容。因而得到蒋、汪勾结的情况(见后),这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到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大事。所以干情报工作要懂外文,懂几国文字更好。无疑现在我们有条件训练一些人才了。
那么,打入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收集到了什么情报呢?首先,我要把这个特务组织内部的情况,弄清楚报告上级。这里便有三个问题:其一,最初它的前身,即李士群刚投敌到上海时,因我还未调到隐蔽战线工作,有些事还要通过侧面来了解;其二,是李士群与丁默邨是如何投靠日特梅机关的?其三,是李、丁与汪精卫是如何合流的?这里面的详情,可参考黄美真等写的于1980年代出版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还有史永寄给我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魔窟》,以及上海市档案馆陈正卿访问我的《访谈录》等。我打入“76”号的时间可分为两段,从1939年5、6月间至1943年李士群死前,这是前一阶段约4年。从1943至1945年撤到苏北根据地之前是后一阶段,约二年。这二年中,主要是日特梅机关想用海通公司做我新四军地区的谋略工作,和它打算在盟军登陆后,撤往浙北、苏北一带“打游击”,搞土匪武装。我按照上级指示,以谋略对谋略,了解了日特企图和蒋介石、顾祝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皖南事变策划人之一)的三战区勾结等情报。这也可参考陈正卿做的《访谈录》。
这样,四年加二年,合计六年。我离开上海到苏北正好30岁,从事隐蔽的地下情报工作,我才24岁。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名小青年的初步革命工作而已。
1943年9月,李士群死了,当时我想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因为我的情报来源是他,于是要求组织上批准我到解放区进党校学点理论。我认为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论应当认真学习或叫脱产学习。但是组织不批准,说在白区能够站住脚不容易,离开“76”号以后,还可以借这家银行经理的背景、名义搞经济情报。组织上这么说当然是对的,我只好服从。
日特梅机关要搞所谓“谋略工作”的贸易公司,由曾任“76”号情报科长的孙时霖兼经理,邀卞默声和我当副经理。这样,从1943至1945年这两年,可以说我主要任务就是作日特梅机关的反谋略工作。详情另述,我这里不再重复。
下面是断断续续想到的另一些情况,我补述如下。
奉命打入时,领导曾交待我是单线接受领导,不领导人、也不发展人。然而,情随势迁,后来,新四军军部在淮南时,需要在外围设两个联络点,组织上就命令我设法在安徽的明光或江苏的六合,搞两个买卖。后来我了解下来,明光只是津浦铁路上的小站不行,而蚌埠当时倒是安徽伪省府所在地,于是我就请上海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的副经理许缄三,去兼在蚌埠新设的银行办事处主任。他在蚌埠有熟人,很愿意去兼任。可是搞起来之后,发挥过什么作用,我就不知道了。另外,在江苏六合搞了一个南北货土产行,由地下党交通员张子良曾去挂名当过伙计。但起过什么作用,我也不必问了。上海靜安寺的荣康药房,是我帮助我兄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赵子晖拉股集资搞的,其作用现在他们都说了,当时我也不具体了解。
由于这家荣康药房与德国药厂有联系,以及使用的是药房业内行的地下党员当店员,对买禁售或称军用的药有办法,但送到解放区还是有困难,组织上曾命我到南京去时的半路上,下车送到扬州。这样,我与在书店工作的地下党华青禾认得了。
这一期间,我除了介绍赵子晖给曾任职“76”号的岳光烈,请岳帮助打入沪西特警署及“76”号财务科之外,还叫我介绍过一位地下党员汪晓云打入南京伪调查统计部,并要求带枪,当时任警卫可以带枪,就介绍去当警卫了。
当时,我的上级史永公开职业在中学教书,学校有学生收到从解放区寄来的家信(哥哥写来的)而被捕,校长也连带被捕了。史永也因此一度在我家住了几天,东躲西藏,幸未追究下去。他在我家是洪英接待的。
在史永的直接领导下,我打入“76”号工作到1945年,只是一名京戏中的“探子”式的具体工作者。那么在敌伪机构内,任过哪些伪职呢?
1940年,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还都”时,我没有去那边,仍在忆定盘路“35号”伪第二特工大队充一名会计。1940年下半年,李士群当上了伪警政部长,杨杰被任命为伪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他从原“35号”中带去的人里有我,名义是伪特种警察署第一厅总务科科长。1941年伪警政部撤销,李士群改充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杨杰充政务次长,叶耀先当第一厅(总务厅)少将厅长,孙时霖当少将副厅长。不久,孙时霖调上海实业银行当副总经理兼杭州东南贸易公司副经理,叶又不常到南京去,李便决定由我以上校会计科长代行叶的厅长职务。由于李士群等有意要架空伪调查统计部,所以虽然牌子很大,而实际特务活动仍在上海伪“76号”特工总部及苏州特工实验区。另外,伪南京特工区长马啸天是兼伪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这样南京一切活动均在他那里。叶耀先于是叫我用赵伯开名字(以便“官不兼商”)同时兼任上海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后又兼管辖蚌埠办事处。这样一来,我在南京的活动范围是扩大了些,可是汪伪政府本不过是个傀儡,他的那个“草台班子”的所谓委、部,都基本上是摆摆样子的,没有什么作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了。除此而外,南京、苏州的小银钱业曾邀我投资,甚至不必投资也送我一个董事、监事名义,互相利用而已。
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它的第378页上海通贸易公司副经理赵伯开就是我在银行中用的号(名骅,字伯开)。第393页上立泰银行对外称私营,虽不是“76”号直属机构,赵伯开也是董监事会一员。再,第395页上的“财务科”,实际是没有这个科的。并且,所载的“会计科长赵承鑫(即赵铮,后升任厅长)”一条也有误,赵只代叶耀先执行过厅长职务,并没有升任厅长或副厅长。
另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50页至151页上,所载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兼书记吴开先,被日寇逮捕”等字样。关于这件事,我要更正的是吴被捕是事实,但不是日寇直接捕的,而是伪“76号”里李士群命人逮捕的,捕来后关在苏州。我还去看过,然后向史永报告。据我所知,吴开先与日本皇室的一个特务系统有联系,是日本与蒋介石之间秘密联络的另一条线。李士群抓捕吴,就是为破坏日本与蒋介石联系的这条线。按照当时日本大本营交待的规定,与日本有联系的蒋方人员是不许伪“76”号特工逮捕的。所以,后来日军又派飞机把吴开先送回了重庆。据说,李士群之被日军毒死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据我分析,李士群捕吴开先事先不会不商得日特梅机关的同意。可想而知,日特梅机关也可能不知道日蒋之间的这一联系通道。所以,日方和伪方的特务工作也并非铁板一块,是有空子可钻的。我们党实行统一领导,例如,我后来在大连工委时的工作,就完全同时接受中央社会部驻旅大的肖立领导,连我们党支部也挂在他那里的党总支下面。
 
注  释
〔1〕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1924-),美国第41任总统。1975年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2〕佐尔格(1895-1944),苏联情报员。父亲是德国人,母俄国人。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入苏联并加入联共(布)。1933年以德国记者身份去日本,次年秘密组织情报小组,曾多次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关于日、德动向的重要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方逮捕,1943年被判死刑,次年处死。苏联政府于1964年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