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留地的收入归己，主要是用来种菜。 一、惨淡经营 我们的自留地是原来一直种水稻的薄瘠沙田，而且一边是高坎，会漏水。田边有一排几百年“高寿”的大树，大树的树冠挡住了不少阳光，树根则一直伸到了田中间。犁田的时候，树根有时还会彆断犁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对于种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分到自留地的时候，正好赶上春种。按照村民的习惯，每人要种一百蔸（棵）辣椒，一百蔸芋仔（芋艿）才够吃。我们集体户有九个知青，于是我们种了九百蔸辣椒，九百蔸芋仔，还种了一些茄子和黄瓜。 村民把自己家里的自留地称为“土”或者“园”，他们精心耕作了很多年，这些土十分肥沃。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是“田”，而且是薄田。“种田”和“园艺”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种菜的肥料仅仅是自己的尿。有时候，我们在晚上去鹿冈公社看露天电影。如果尿急了，总要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一直坚持到看完电影回到住处，才在尿桶里小便，为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我们的自留地能够多有一些肥料。可是光靠尿肥来种菜根本不够，因此我们第一年种的菜别提有多狼狈了。 村民的辣椒长到二尺多高，他们吃的青辣椒都有手指那么长了。而我们种的辣椒只有一尺来高，叶色发黄，才刚刚开出小白花。那些小白花好不容易变成了嫩绿色的不到一寸长的小辣椒。我们实在等不及了，摘了一堆嫩辣椒，炒了两大碗，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光了。 村民看见了，好心地提醒我们说，你们上海佬居然吃这样冇料的嫩辣椒，应该每人种二百蔸才会够吃。 其实，我们是因为在前一段蔬菜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用盐水或者固体酱油冲汤来下饭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到了中秋节，应该可以挖芋仔吃了。村民种的芋仔，芋叶起码有齐腰高，最好的甚至有人那么高，他们挖一蔸芋仔，全家可以吃一餐。可我们自留地里的芋叶只比膝盖高一点点。冯金生在轮到他做饭的时候，去自留地挖了十几蔸芋仔来做菜，才够我们吃一顿。 总之，我们第一年在自留地里种菜，真可谓是惨淡经营。 二、改造自留地 1970年，我们知青班的班长崔应辉提议说，我们要真正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每人选了一户村民作为师傅，一日三餐在村民家里搭伙，认真地向村民学习。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们干各种农活，其中也包括种菜。 但是我们自作主张到村民家里搭伙的做法，不符合有关的规定，受到了上级的多次批评。我们坚持了将近二年，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又恢复了集体起伙。 我们集体户重新开张的那天早上，村里很当一回事，还专门燃放了鞭炮。那天我负责煮饭，村民张梅发还特地来灶边指导，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捞饭，什么时候应该上甑。 那时我们也知道了，要种好菜，首先要改造我们的自留地。 自留地边上那些大树的树根会来和我们种的蔬菜抢夺养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镢铢在地边上开了一条五寸宽一尺多深的沟，用斧头砍断那些表浅的树根。更深的树根对于我们种菜来说，妨碍就不大了。 没有肥料怎么办？里陂上村的祠堂前面有一口不大的水塘，是全村最低洼的地方。每逢下大雨，村里的鸡、鸭、鹅、猫、狗、猪、牛的排泄物都流到这水塘里。天晴以后太阳一晒，这水塘里墨绿色的水面上会冒出许多水泡，那应该是沼气在冒泡。 每年有二到三次，我会只穿一条短裤，拿了挑土用的篮攀到水塘里捞塘泥。塘泥可以有二尺厚。我仰起头，整个身体蹲到水里，只觉得后脑的头发碰到了水面。我双手用篮攀把稀稀的塘泥挖起来，小心地提出水面，以避免塘泥再滑入水中。我奋力把一篮攀一篮攀的塘泥运上岸，最后还必须用许多竹枝盖在塘泥上，以免这些塘泥成为猪们清凉的浴场。等到毒辣的太阳晒干了塘泥，我就把这些珍贵的有机肥料挑到自留地里。记忆里，好像女生中的李桂英也做过这事。 数年以后，我们的自留地从薄瘠的“田”变成了肥沃的“园”，菘菜、芋仔、辣椒、茄子、黄瓜、蕹菜、苋菜、豇豆、红薯、南瓜、菠菜、芹菜，样样蔬菜都长得漂漂亮亮，像模像样，印象比较深的是下面几种。 菘菜 下乡那年我们是初春到达里陂上，当时正是菘菜的收获季节。菘菜的个子比我们上海常吃的青菜大得多，能长到二尺多高，吃起来有一点苦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菜，待到一个读过小学的村民告诉我菘菜的“菘”字是怎么写的，我一下子惊讶起来：“记得好像《西游记》里说到过，有这种菜的，这应该是一种很古老的蔬菜吧。” 后来我从别的书上看到，菘菜好像是芥菜的一种，栽种的历史很久，宋朝时候全国普遍栽种。 菘菜很容易种，产量也很高。每年秋天种，来年的春天收。 菘菜平时摘叶子吃，四五片菘菜叶子就有一斤，放在滚水里汆一下，挤干水就能脱去苦味。切细爆炒以后有点像江南的雪里蕻的味道。如果再加上红辣椒，非常开胃。 到了春天，菘菜刚刚开始往上抽苔，这时候，村妇开始忙着把菘菜一棵棵砍倒，从地里收上来。 菘菜的菜苔，俗称“菜脑”，有莴苣那么粗。菜脑去皮以后切片清炒，味道鲜嫩清香。如果你吃到“菜脑炒肉片”这道农家名菜，你一定会赞不绝口。 一棵菘菜可以有五斤重，一户人家种二百棵菘菜，收获一千斤是很平常的事。菘菜最重要的用途是做“篓菜”。先把菘菜叶子洗干净，晒到大约六七成干，切碎以后放进瓮里，拄实压紧，封上瓮口。过一段时间开瓮，再晒再拄，叫作“倒瓮”。最后做成的篓菜酸香可口，不容易腐坏，可以一直吃到夏天。篓菜看上去很像浙江的霉干菜，但是没有加过盐。篓菜烧肉的味道，很像江苏和浙江一带人家做的霉干菜烧肉。 菘菜也是猪食的主要材料。菘菜剁碎了，加上米糠，煮上满满的一大锅，猪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就会哼哼嗷嗷地蹭在灶台边，小眼睛老是瞅着锅里的美食，不停地甩动着细小的尾巴，赖在灶边不肯走开。 芋仔（芋艿） 芋仔是里陂上村民的主要蔬菜之一。按一家五口来算，要种五百蔸，平均每人一百蔸，春天种，当年秋天收，一直可以吃到来年的春天。 每年春天，从楼板上摊晾的芋仔里，挑出个头均匀的芋仔，切去下半部，就成了芋仔种。 村民常说，芋仔是“生要牛粪，死要豆豉”。把芋仔种栽到自留地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再盖上厚厚的一层牛粪。等芋仔长到最后两个月，又上一道厚厚的牛粪，最后用芦芨草盖住根部，不让杂草生长。这就是“生要牛粪”。 烧芋仔的时候，除了加辣椒和香葱以外，还一定要加一点豆豉，芋仔的味道才会更加鲜美。这就是“死要豆豉”。 有一次，公社的邮递员老徐来里陂上送信，我在自留地里远远地和他打招呼。我那齐人高的芋仔叶挡住了老徐的视线，他起先没有看见我。老徐下了自行车，来到我种的芋仔边，搓着双手，啧啧地说：“这么好的芋仔，原来是你种的。一蔸芋仔挖起来，怕有七八斤吧。” 芋仔吃多了会堵气，滞纳不下，胃里不舒服。据村民传说，以前有一个中医，在夏天路过永丰，看见到处种了芋仔，他跌脚叹道：“哎呀，这里的人吃这么多芋仔，秋冬时节会得胃病，这可怎么是好？冬天我得来这里治病。”到了冬天，这个中医又来了，看见到处种了萝卜，他说：“好了，好了，如果有了胃病，一吃通气的萝卜就好了，我带来的药也就是些莱菔子（萝卜籽）而已。” 我们收了芋仔，摊晾在楼板上，大部分很久都不坏，有一小部分会先后发烂变硬。烂芋艿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仍旧可以吃。所以村民说：“红薯烂了连猪都不吃，芋仔烂了那得起劲吃。” 烂芋艿不能留种，要先吃掉。后来我每到吃剩菜的时候就会说：“这是烂芋艿，先吃这个。” 到了现在，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上海的家里，“烂芋艿”不但是名词，还成了动词。我要吃剩菜了，家里的人往往会叫起来：“你这个烂芋艿，不要再烂芋艿了好不好？” 我常常回答：“节约不是小气，节约是美德。何况真正的烂芋艿确实很好吃。” 我每年上山砍几担“芦芨草”，用来盖住芋仔的根部，那是太平常不过了。可是我在1974年左右，到“山水甲天下”的广西省桂林市旅游，在游览当时新开发的溶洞“芦笛岩”的时候，溶洞入口旁边的墙上，就画着大大的芦芨草，说是“芦笛草”。里陂上小小的芦芨草到了桂林，居然能够换个名字，登上大雅之堂。但愿它们真的是同一种草。 1990年代，我在国内的电视上看到中药“铁皮枫斗”的广告。哈，电视广告里的那种植物，不就是一种芦芨草吗？没想到在里陂上为芋仔服务的芦芨草摇身一变，居然有这么大的名堂。如果早知道，我当年应该吃上几口芦芨草试试。 不过我再上网一查，铁皮枫斗的图片和芦芨草不一样了。那个电视广告应该没有错，肯定是我记错了。 辣椒和茄子 辣椒和茄子应该都是属于茄科的植物，都是春天开始载种。它们植株的大小和高度，以及开花和结果期也都相差不多，夏天是盛果期。辣椒和茄子秋天还会第二次开花结果，数量比夏天少很多，俗称秋辣椒和秋茄子。 1941年6月的那个夏天，应该是日本人的飞机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狂轰滥炸的高潮时期，我的大姐出生了。夏天的重庆是著名的火炉，我的母亲正在坐月子。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她就得带着大姐从“火炉”逃到湿冷的防空洞里。一来二去，母亲得了比较严重的胃病，不能吃哪怕一点点带酸带辣的食物。因此，我受家庭影响，从小没有吃过辣。 到了里陂上村，我像开始学习抽烟一样，开始学习吃辣椒。我很快感觉到，吃了辣椒出汗以后，身上的汗毛孔张开了，很爽快，很解乏。而在辣椒生长的不同时期，它的味道也是不同的。 一开始是摘青辣椒吃，比较鲜香，不是很辣。等到青辣椒有一点转成黄红色，是辣椒最辣的时候，口感也比较老，不好吃。最后是辣椒变成鲜红色了，摘下来烧菜，那时是厚中带糯，辣中有甜，特别美味。 炒辣椒是最常见的吃法，最理想的是辣椒炒肉片和辣椒烧小鱼。 村民还有一种特别的吃辣椒法，叫作“礅辣子”。把青辣椒或者红辣椒放在饭甑里蒸熟，取出后放入齿钵中，用杵把辣椒礅烂，洒上一点盐就行了。我对这道菜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好吃。 辣椒还是去除腥膻味的好材料。里陂上的村民在烹制荤腥和野味的时候，如果想要去除异味，一定是用辣椒，他们民没有用料酒和生姜来去除腥膻的习惯。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在广东人开的中餐馆里打工，发现这些从广东台山来的人十分讲究新鲜的食材，很少使用料酒。最近我整理自己烹饪过的二百来种家常菜时，为了简单便捷，也绝少提及料酒。 不过吃辣椒也有副作用，吃的时候嘴里辣，大便的时候肛门辣，同村的知青冯金生老是说自己“屁股感冒了”。村民的说法则比较含蓄，叫作“辣子冇补，两头受苦。” 里陂上的茄子和上海的茄子不一样，是椭圆形的（有点像电脑上用的鼠标器)，分成紫色和白色两种。 村民把茄子切成二分厚的片，放在锅里两面煎软以后，加入葱花和盐，你想试试这种吃法吗？我至今在美国烧茄子的首选烧法，还是我从里陂上村民那里学来的法子 蕹菜和芹菜 春天栽种蕹菜以后，不久就可以采摘食用了，可以清炒，也可以做汤。如果把蕹菜的茎和叶分开做菜，特别是用蕹菜的茎梗和辣椒作为食料，入锅快炒以后上桌，那香脆鲜辣的味道十分可口 我们种的蕹菜分两种：子蕹和藤蕹。 子蕹是直立生长，会分蘖，叶子的绿色浅一些，茎梗的颜色有点发白，吃起来更嫩一些。 藤蕹爬在地上，长得比较快，产量高，叶子的绿色深一些，茎梗的颜色有点发紫，吃口稍微差一点。 我们的自留地改造好以后，肥力很足，只要及时浇水，蕹菜就能长得很好。吃不完的蕹菜就成了猪的饲料。 即便是寒冬腊月的天气，里陂上的村民每隔一二天，还是会提着尿桶，去给自留地里种的芹菜上一点稀释了的尿肥。他们说：“芹菜，勤菜，芹菜就是勤菜，就是要勤劳才能种出芹菜。”古书上，芹菜是俗名，斳菜是其正名。 等到春天的南风一吹，芹菜嗖嗖地往上抽。如果有一碗香气扑鼻的芹菜炒肉片放在你面前，你若不是连连咽口水，那才奇怪呢。 菠菜和猪婆菜 菠菜籽躲在一层厚厚的壳里面，很不容易发芽。不光是我们知青种不好菠菜，里陂上的村民也种不好这种据说是从波斯那边传过来的绿色蔬菜。后来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菠菜籽先要放在水里浸几天，播种以后要把土压平压实。我照着做了，果然菠菜的发芽率提高了不少，许多村民来问我讨要菠菜的秧回去栽种。 我栽种的菠菜长大了，只要摘两棵回来，就能炒出一碗鲜嫩的菠菜。 大约是1976年左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种蔬菜，叶子很像菠菜，颜色浅一些，却比菠菜高大许多。里陂上的村民说，这是“猪婆菜”，是用来喂猪的，不过人也可以吃，味道比较淡，有一点点发涩。 有一天，我在里陂上炒“猪婆菜”的时候，手里一边炒菜，嘴里一边念叨：“猪婆，猪婆……巨菠……”我脑中突然闪过两个字：巨菠。好像哪本书里写到过这种菜。再者，里陂上村民的“猪”字，就是发“巨”的音么，“猪婆”菜应该是“巨菠”菜才合理一些。 到美国以后，有一次，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送给我一袋蔬菜，她说：“这是我自己种的老母猪菜，吃不完，给你尝尝。”我打开口袋一看，原来就是猪婆菜，或者是我自行定义的巨菠菜。 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应该是中国原生的蔬菜啊。如果它是从欧洲，从西方传过来的，那么西方人是用它来喂猪吗？特别是用它来喂老母猪吗？我实在弄不明白。 瓠瓜和苦瓜 村民把瓠瓜叫作“瓠仔”，属于葫芦的一种，我们上海知青看到“瓠仔”的第一眼，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这不是上海的‘夜开花’么？夏天常吃的。”我不知道上海的‘夜开花’是不是真的是在夜里开花，但里陂上村的瓠瓜一定是在白天开花。我看见蚂蚁在它白色的花瓣和黄色的花蕊上爬来爬去，野生的蜜蜂时不时地飞过来吸食花蜜，它们是顺带着给瓠瓜传授花粉。 “苦瓜”顾名思义，在我有限的知识范畴里，应该是可食的瓜类中间，苦味最浓的。苦瓜虽然苦，但当它与其他菜放在一起炒时，不会影响其他菜自身的味道。苦瓜“只苦自己，不苦别人”，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君子菜”。我在村民张寿仁家里，生平第一次吃苦瓜时，摇着头，勉强咽了下去，后来就是寿仁略带夸张的说法：“老夏第一回吃苦瓜，摇头不想吃，第二回吃苦瓜，点头拼命吃。” 书上说，我们中国人常吃的扁豆、茄子、丝瓜、瓠瓜和苦瓜，都是很久以前从印度传过来的。我们真应该感谢印度人，让我们有了这几样家常蔬菜，就像应该感谢他们发明了制造白糖的技术一样，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吃到白糖。 上海人在秋冬季节经常食用的黄芽菜和卷心菜，到了里陂上村，村民却叫作“黄芽白”和“包心白”。这两种菜，我们知青和里陂上的村民都试着种过，但是只会长出绿油油的菜叶，菜心却不会包起来，最后只能用来喂猪。 然而沿陂镇附近的菜农有特殊的栽培技术，能够种好这两种菜，他们在过年前后挑到墟集上来卖，价格十分昂贵。 距离沿陂镇墟集不远的路旁有个水塘，卖菜的人事先把放着各种蔬菜的箩筐一律浸泡在水里。墟集快开始了，他们从水里拉出箩筐。蔬菜喝饱了水，可以多卖一些钱。 里陂上村民在过年的时候，会到沿陂镇的墟集上去购买黄芽白和包心白，奇怪的是他们明明知道菜里面有很多水，却最多是私下里埋怨几句，并不会当面揭穿菜农搞的名堂，和他们发生争吵。我想，村民或许觉得，过年请客的时候有这两种珍稀的菜肴，可以增色不少，况且一年才买一次，所以不值得去计较了。再者村民和卖菜的人或多或少有些相识，乡亲么，过年期间应该图个吉利，吵嘴就没意思了。 番瓜（南瓜） 南瓜的原产地是南美洲，里陂上村民称作番瓜。番瓜不难种，经常有很好的收成。但是据说吃多了番瓜以后会“烂脚”，小腿容易发生溃疡，所以村民种的番瓜常常用来喂猪。 马立平说，她当年以民工的身份去修建铁路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以南瓜当菜，吃得腻透了。更可恨的是那些南瓜放在拖拉机上经过长途运输，不知道为什么，时常会被柴油污染。这种南瓜吃在嘴里有一股柴油的苦味，实在难以下咽。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不喜欢吃南瓜。到了里陂上村，我除了种些南瓜来喂猪，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江西的省委书记程世清来鹿冈公社时，吃青番瓜（青嫩小南瓜）的轶事。 那是1970年初夏的一天，江西省的最高领导、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将军坐着吉普车，突然来到了鹿冈公社。 据说程世清很愿意深入基层，为了能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下决心要跑遍全省所有的公社。江西省有80个县，以每个县有20个公社来计算，有1600 个公社。如果程将军“走马观花”，平均每天走两个公社，也得花费800天时间呢。 当程世清突然来到鹿冈公社的时候，多数公社干部还在各自“蹲点”工作的生产队里，公社只能通过电话找到他们，说是程世清“程政委”来了，把他们紧急召回到公社来。 那时有个年轻干部刚来鹿冈不久，他很聪明。程世清看着他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赤脚上还沾着泥巴，便询问情况。他汇报说，自己正在田里栽晚稻，听说程政委来了，脚也来不及洗就跑来了。 然而有鹿冈村民后来告诉我，程世清来的那天上午，他看见这干部从前村大队的方向，一路小跑赶到鹿冈，在距离公社办公楼不远的地方，脱下布鞋放在一边，卷起裤脚，下到水田里踩了几下，然后离开水田，急匆匆地到公社去了。 程世清十分赞赏这个干部的工作。不久以后，他从一个鹿冈的“股级”干部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了“副处级”干部，调去吉安工作了。党中央一贯要求各级干部到群众中去，提倡艰苦奋斗。而基层的干部却会投其所好，如此取巧。 程世清要在鹿冈公社吃午饭了，他的要求很简单，炒一盆他喜好的没有成熟的青番瓜（青嫩小南瓜）就行。 鹿冈人从来没有食用青番瓜的习俗，公社食堂里那唯一的炊事员犯愁了。到哪里去找青嫩的小南瓜？又该怎么烧呢？炊事员向几个鹿冈的村民买青番瓜，村民都说：“那东西怎么能吃？不卖。”他急了，径直跑到村民的菜地里，摘了几个青番瓜，花较高的价钱买了回来。 后来有一段时间里，只要说起程世清，鹿冈的村民就会说：“哦，是那个要吃青番瓜的人么。” 我在里陂上村的十年里，程世清是唯一在鹿冈吃过一餐饭的江西省最高领导。我再未听说有别的省级领导人在鹿冈停留过。 第二年春天，鹿冈公社武装部的肖部长到南昌开会，硬是想办法找到了程世清，向他汇报鹿冈的工作。据说程世清有点忘记鹿冈了。不知道肖部长是否提到他在鹿冈食用青番瓜的事，最终程世清还是答应了肖部长的请求，鹿冈公社得以购买到了一台十分紧俏的“丰收-27”型拖拉机。 程世清后来因为“林彪事件”而突然下台。我很想知道他下台以前，最终是否跑遍了江西省的每一个公社。到了各个公社里，他又是否经常要求食用他十分喜爱的青番瓜。 三、锄草靠手腕 里陂上的村民说：“读书就怕考，种田就怕草。”读书的时候最怕考试，种田的时候最怕田里长杂草，杂草老也除不尽。 种菜的过程中，也一定会要锄草。从某种程度来说，种菜的过程就是和杂草作斗争的过程。 刚开始学习用镢头锄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得要领，光是简单地用双手握住镢头把，用手臂和腰部的力量去推拉拍打，结果往往是杂草没有除掉，倒把菜苗弄死了。亲眼看着我们辛辛苦苦种大的菜苗被自己锄倒在地上，在烈日的暴晒下渐渐变色，渐渐缩小，心里真是痛极了。 我的镢头在土下一过，杂草倒了，土也松了。土会往身边移动一点，我用镢头的镢板在土上轻轻一推，土回到了原处。锄草的功夫到不到家，就看这一点。 太阳一晒，杂草死了，它们再也不能和蔬菜争夺阳光和养料了。 太阳一晒，蓬松的土释放出更多的养份。蔬菜的根部透气以后，可以更快地吸收营养了。 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我的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些蔬菜正在摇头晃脑，滋滋地往上生长。 四、自留地里的水稻 里陂上村的上海知青一个一个离开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可是村里并没有把分给我们知青的自留地收回去，这使得我一个人和我养的一头猪就有将近一亩的自留地。 村里不是不想收回我们的自留地，而是不太好意思收。毕竟他们这些年来，亲眼见证了我们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把两块薄田改造成了肥沃的园土。 我在多余的自留地里能种些什么呢？如果要最省精力最省时间的话，只有栽种水稻。 村里没有人在自留地里种水稻，却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许种。水稻是粮食作物，国家不是提倡多种粮食么？ 于是我把多余的自留地灌上水，又耖又耙，摘了村里剩余的秧苗，一共花了两天时间，在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 自留地的肥力很足，水稻的长势比紧挨着的大田好很多。没过多久，水稻开始扬花、吐穗、灌浆，就要开镰收割了 收割是件喜事，我叫鹿冈知青综合场的陆禹平来帮我收割水稻。请陆禹平来割稻只是一个名义，要不然他不会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来帮我。我更在意的是有个朋友一起来聚一下。我买了牡丹牌香烟，烧好了红烧肉，温好了水酒。 陆禹平来了，我们先是喝酒吃肉抽烟，然后下地割稻，不到三个小时就割完了。我们再回来，继续吃喝聊天。他当天晚上回鹿冈了。第二天，我到自留地里脱粒，收获了好几担稻谷。 自留地收获的稻谷晒干以后，我卖了几百斤议价粮给国家的鹿冈粮站，十一元七角一百斤。粮站的站长表扬我，说我觉悟高，能把余粮卖给国家，而不是去黑市上卖高价。我心里想，里陂上村民看见我多赚了这些钱，想法可是不一样呢，他们只是嘴上不说罢了。 第二年，我主动把一块大的自留地交还给了村里，只留下了一块小的自留地。 村里在我交还的自留地里种水稻，头两年的收成很好。后来土地的肥力耗尽，自留地又回复成了一般的水田。 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国和陆禹平相聚的时候，他有时会笑嘻嘻地提到当年来里陂上帮我割稻的事：“你当年可是一个地主，雇用我来帮你割稻，你剥削了我的劳动。” 我也笑着说：“啊，那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只想着和你一起喝酒吃肉，没想到几十年后有人会秋后算帐。你说个数吧，我努力赔偿你。” 禹平啊，我们是“往年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养猪、杀猪和杀猪宴 1972年春天，我们里陂上村的知青在公社和大队不断的压力之下，从各户村民家里撤出来，恢复了集体户，各人的自留地也重新归拢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在农村已经三年，学会了砍柴、烧饭和种菜，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再也不用盐水和酱油汤来下饭了。我们如果还想要吃肉和鸡蛋，唯一的办法是和村民一样，自己养猪养鸡。在里陂上村，养猪称作供猪。供养供养，供和养差不多吧。 十分辛苦地把猪养大了，我们要想办法杀猪吃肉。杀猪是大事，也是喜事，村民杀猪的那天，照例要举办杀猪宴，我们知青杀猪时当然如法炮制。以下先说养猪。 一、养猪 1972年我们知青重新集中开伙以后，很快就到沿陂镇的墟集上，花三十多元钱买了一只二十多斤的小黑猪。按照正式的说法，小猪应该说“一头”而不是“一只”。可是在里陂上村的语法里，量词比较简单，不光是猪和牛，连人也可以是一只一只的。 我们买了小黑猪的第二天，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告诉我们说，他昨天晚上一直听见我们的小黑猪呼哧呼哧的，这是一只气喘猪，一定养不大，恐怕很快就会死掉，应该赶快退给卖主，卖主一定是欺负你们上海佬不懂如何买猪，才把这毛干肉瘦的病猪卖给你们。 沿陂镇的墟集五天一次，我们根本不知道猪的卖主姓甚名谁，看来这个亏我们是吃定了，且将就着供养这小猪吧。虽然我们自留地里的菜还没有长起来，可是好在我们人多，小黑猪只要吃米糠和我们蒸饭时多余的米汤就足够了。 不到一个月，周恩绍看着小黑猪，笑眯眯地说，奇怪，这猪居然不喘了，还长得油光光的。兴许是你们这一户知青人家的九个人有八个姓，八个不同的火焰加起来，你们的火焰实在太高，连这黑猪的灾病也压下去了。 我连忙问火焰是怎么回事。原来，每个人的头顶上方都有一定数量的看不见的火焰，同时每个人身上都有煞气。（我心里想，好像什么书上说过，每个人都有气场啊。）如果一个人的火焰高，煞气大，别人就不敢惹他，连灾病都不会轻易上身。 在老周看来，是我们的火焰保住了小黑猪，治好了它的气喘病，而不是我们的小黑猪每天吃精饲料，因而提高了抵抗力的缘故。 到了秋天，我们的小黑猪身体滚圆，再也不长了。两个月之内我们称了它好几回，都是120斤。后来看了养猪的书，才知道小猪在长身体发育的时期，有一个名词叫作“架子期”，主要是让猪长身架，不能让猪多长膘，因此不能给猪多喂精饲料。 按照永丰县的规定，全县各村的每户人家在一年之中，养大出栏的第一只猪，必须以每斤毛重0.54元的价格，卖给国家，由各地的供销社负责收购。 一个农民去卖猪了，他把一只吃了30斤猪食，撑得极饱的猪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过磅，有222斤。收购员高声说：“除去猪食20斤，按毛重202斤结帐……”若是正在此时，这只不争气的猪拉屎了，收购员马上就改口了：“除去猪屎2斤，按200斤结帐，票子108块，外加30斤肉票。”几秒钟之内少了1.08元，卖猪的农民一脸的沮丧，皱着眉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它晚一点屙也好么，唉……” 卖猪以后，卖猪的农民可以在收购站杀猪的日子，凭着30斤肉票，按照国家0.80元一斤的价格去买肉。 可是单凭一户人家的力量，绝大多数人家每年只能养大一只猪，按照规定卖给国家以后，自己却不能按照传统的习俗杀猪过年了。于是有人想出办法来，在一年的年初卖掉一只猪，达到了国家的规定。待到这年的年底，家里又有一只猪长大了，就去大队申请杀猪过年。至于第二年养大的猪，则拖到第三年的年初再卖。 因为农民这么调皮，钻了政策的空子，使得公社没有完成国家的生猪收购计划。受了上级批评以后，公社就要求各个大队加强管理，加大生猪收购工作的力度。 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先锋大队的领导经常是装聋作哑，含糊其辞，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大队领导心里很清楚，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如果真正按照上面的规定，向农民每家每年收购一只猪，那么农民的传统习俗“杀猪过年”，一般来说就不可能了。 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农民提供的猪肉不仅供应给城里人吃，还大量出口，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的一部分，换回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很惭愧，我们里陂上的知青没有卖猪给国家。从供养第一只黑猪开始，我们差不多一年左右，就会养大一只猪，然后请大队批准我们杀猪吃肉，搞了一点特权。 几年过去了，里陂上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养猪比以前困难多了。可是为了吃肉，我们还是要养猪。 我在里陂上村的最后一年，只剩我一个知青了。可我独自一人，依然养着一只洋白猪。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只洋白猪饿得在猪栏里哼哼着到处乱拱，乱啃猪食槽的样子。管它呢，现在是猪的“架子期”，只要饿不死，就会长身架。直到出栏宰杀前二个月的催肥期，我那可怜的洋白猪才享受了大量的南瓜、红薯、薯苗和各种蔬菜，加上米糠，甚至还有米饭。洋白猪最后空腹一称，有178斤。 村里的俗话说：“养女算不得饭钱，供猪算不得糠钱。”买一只小猪要花去二三十元人民币，等猪长大还要八到十个月甚至更久，期间花费的糠钱和其他猪食的费用远远超出卖猪所得到的钱，更不用说花去的时间和精力了。 为什么要养猪？对我来说，为的是能吃肉。有肉吃是口福，口福是人生的大幸福之一。幸福常常用钱买不到，也常常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换来。 对村民来说，养猪除了可以吃肉以外，他们卖了猪，手里多少能有一点活钱可以使用。再者，家里的米糠饭汤、薯滕菜叶、厨房的下脚料（包括涮锅水），都有了去处，成了猪食。要是有个猪栏，猪粪还可以肥田。 二、杀猪 那只小黑猪长大了，我们知青虽然没有卖过猪给国家，可是眼看着长得滚圆的黑猪，又实在想吃肉，怎么办呢？还好先锋大队的领导照顾我们，同意我们杀猪。我们请村里的张发茂来帮忙杀猪，杀猪人的所得是二斤最好的猪肉。 滚圆的黑猪刚刚杀好，我们分别割了几斤肉，送给经常帮助我们的村民周恩绍、张发茂和张寿仁，以表示感谢，可是他们坚辞不受。几番推让以后，最后我们只好说，就算是向我们借肉吃，等他们以后杀猪的时候还肉给我们就行。他们这才答应收下了。 村民要杀猪，多数是在秋收以后到春节以前，一方面是因为农闲，另一方面是在天冷时杀猪，猪肉不容易腐坏。若是经过晾晒烟熏，把新鲜猪肉做成腊肉，甚至可以坚持到第二年春夏之交还能有肉吃。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后把猪供养大了，能在夏天杀猪的话，把肉借给各家村民，到了秋冬时分，村民杀猪的时候，我们再把赊出去的肉账要回来，那我们就差不多全年都有肉吃了，岂不是很好？ 于是我们第二次杀猪的日子，特意选在了7月初的开镰收割早稻以前，那是夏天双抢大忙以前最后一刻的闲暇。我们早早通知了里陂上村的各户人家，请到我们杀猪的现场来借肉。果然，村里凡是计划在当年秋冬时节要杀猪的人家，都高高兴兴地来借了肉。可是到最后，仍然剩下了好几十斤肉，这些肉过两天就要腐坏了，得赶快腌成咸肉才行。 我这才想起来在上海的时候，母亲也总是要等到秋凉以后才开始腌咸肉，“夏天杀猪”还是没有考虑周全。现在天气这么热，该怎么办才好呢？ 最后，我买了一个类似江浙一带的酒坛，把肉腌在里面。一般是按照一斤肉一两盐的比例来腌肉，我考虑到现在是夏天，增加到一斤肉放一两半盐。我又在厨房里最阴凉的角落挖了一个二尺来深的坑，把腌了咸肉的坛子放进去埋好，以求模仿秋凉时节的气温，降低腌肉的温度。整个坛子只有坛口露出地面，我在坛口上用塑料膜扎紧封住，意在防止苍蝇进去下蛆。此法居然很成功。 村民听说了，感到不可思议，纷纷到我的厨房里来查看。这一坛又鲜又香的咸肉，我们一直吃到冬天。 到后来，每年的秋冬时分，村民杀猪了，我们照例兴致勃勃地前去赊得肉来，享用一番，等到我们夏天杀猪时，再用自己的猪肉去还肉账。如此一来，我在喂猪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想到，可怜的猪啊，你还活着，可是你的一条腿，已经抵作肉账，被我们提前吃掉了。 凡是我们杀猪，都是请村民张发茂来主刀，经常是我做助手。 但是我在里陂上最后一次杀洋白猪，是我主刀。 村谚说：“牵牛要用绳，杀猪要用凳。”杀猪时，一定要用那种能坐两个人的长条凳。 杀猪开始了。我的助手奋力提起猪的尾巴，使猪的后腿离地，让它用不出力。我一手抓按住猪耳朵的根部，另一手抄住一只猪前脚，用力提起，将猪身与准备好的条凳垂直，搁在条凳上，再用麻绳把猪嘴捆住。 我操起磨快的杀猪尖刀，从猪锁骨处一刀捅进去，直中心脏。猪抽搐几下，几秒钟就不动了。用这种“直击心脏法”杀猪，来对比最现代化屠宰厂的电击法杀猪，可以说是不相上下，我的猪并不更痛苦。 拔出刀来，猪血汩汩地流到放了适量水的木盆里。轻轻地搅拌以后，约十分钟，猪血凝固了，放入滚水一汆，可以做出美味的猪血，村民称作猪旺。猪旺炖豆腐是里陂上村的美味之一。 即便是现在，猪血也是四川名菜“毛血旺”的主料。我多次品尝过毛血旺，里面的猪旺绝对没有我做的猪旺那么又滑嫩又有弹性，那么香鲜可口。 放血以后的猪放入大木盆，用水桶盛了滚水倒入大盆，烫刮干净猪毛。接着把猪吊起，破肚以后，先取出猪的内脏，准备在晚上的杀猪宴上使用。再从猪的脊椎中间劈开，把猪劈成两半，放在案桌上，进行猪肉分类。 里陂上村民把猪肉分成比较简单的猪头、猪腰肪、猪腿和内脏四类。其中猪腰部分带了肋骨的“硬腰肪”（上海的肋条肉）是村民公认的最好吃的部分，其次是猪前腿上的“前夹精”肉（上海的前腿夹心肉）。至于后腿臀部上的精肉，是村民煎煮某些中药时，必须要用的药引子。 上海的猪肉分类要细一些。猪头再分出来猪耳朵和猪舌头单独做菜。猪腰部分更是把肋条肉、大排骨、小排骨、里脊肉分开来卖。猪腿部分有腿肉、蹄膀、脚圈、猪脚（上海人称猪脚为脚爪，里陂上村民称脚趾甲为脚爪。他们开始时大惑不解，为什么上海佬要吃猪的脚趾甲。）上海人对猪的内脏分得更细。猪心、猪肝、猪腰子、猪肚、大肠和小肠都可以分别购买，做出各种不同口味的美味佳肴。 三、杀猪宴 每逢我们知青杀猪的当天晚上，会邀请里陂上村的每户人家派一个人作为代表，来参加我们的杀猪宴。 我在杀猪那天清晨4点多钟起床，用石磨来磨碎浸了一夜的黄豆，开始做豆腐。到早上8点来钟，一板热腾腾的豆腐做好了。 上午九点左右动手杀猪，一直要忙到中午十二点以后才算弄完。 下午从自留地摘来各种蔬菜，把菜洗干净，切好备用。接着马上开始烹调那些需要煮得久的肉料，同时赶紧按照拟定的晚宴菜单来备料。 当然，不能忘了烫好自己酿造的米酒，准备给客人享用。 香烟也是必须的。平时农民抽纸烟时，一般是买0.17元一包的香叶牌纸烟。我会设法买到0.37元一包的前门牌香烟来请客。 还得去各家借桌子和凳子、碗盏和油灯。四张方桌摆放在厅堂里，有那么一点点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百鸡宴”的味道，很气派。 天黑以后，各家的代表陆续来到，他们兴高采烈，脸上满是由衷的笑容，伸出双手接过我递上去的烟。 邀请的客人一到齐，我一声招呼，大家没有一句废话，马上开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开始是猪旺炖豆腐，接着上的是炖烂的猪头肉和猪肠，都是村民家里杀猪宴上的常见菜。 村民半饱以后，他们平时吃不到的、期待已久的“里陂上老夏的上海菜”开始上桌了。 油煎的猪大排，又嫩又香。 “哇……这是用猪腰肪上的‘斧头脑’割出来单独做的吧？叫什么？”村民问。 “香煎大排”，我说。村民摇摇头，没听懂“大排”是什么意思。 接着上桌的是各种炒菜，有蕹菜梗炒腰花、黄瓜炒猪肝、辣椒炒猪心猪舌、四季葱炒里脊肉，等等。 记得有一年杀猪的前一天，洋坳大队的知青夏元麟正好到里陂上来。他知道我们要杀猪，连忙去公社的干部那里借了自行车。他第二天一早骑车去永丰县城，买了各种蔬菜，下午赶回里陂上村，让我做各种炒菜。 如果炒菜的颜色过深，我会加进白色的豆腐片。 有一次，我在炒的菜里加上了黄色的蒸鸡蛋的切片。但是在昏暗摇曳的橙黄色油灯下，蒸鸡蛋的切片呈现出来的是白色，理所当然成了豆腐片，村民们根本不相信那是鸡蛋做的。这个错误我只犯过一次，以后再也不做蒸鸡蛋了。 客人有四桌，而我只有一只猪的内脏，于是我特别说明，只能加上各种蔬菜搭配着炒，才够大家吃，因此对村民表示歉意。 里陂上的村民从未见过真的肉圆。他们在娶亲嫁女或者在重大节日的宴会上，有时会上一道名菜“肉圆”，其实只是用红薯粉做成“肉圆”，再放在肉汤里煮一下，是徒有其名的“名”菜。有一位老者在国民党时代做过里陂上村的“甲长（村长）”，算是见多识广一些，他也只是听说某一个大财主的酒席上有真的肉圆。 待到我做的肉圆上桌，大家见到了传说中的真肉圆，顿时骚动起来：“哪……是真的肉圆！”这时候他们大都已经吃饱了，我还是怕他们争抢，大声喊着提醒大家：“肉圆每人两个到三个，后面还有熬肉。” 到村民家里吃酒席，最高级的肉菜是“熬肉”。桌上那一大碗二寸见方的肉块并没有煮烂，并不十分可口。没有煮烂的肉的体积比较大，显得十分“有料”，八九块就能装成堆尖的一大碗。主人端出熬肉，既表示出自家的体面，又表示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也都十分默契，在发出惊喜和赞叹之后，一般不会随便动筷子去吃，这使得熬肉经常成为一大碗只看不吃的菜。即使有人不懂潜规则，开始吃熬肉（就像我们刚下乡时那样），一桌八个人，一大碗熬肉每人一块，也够吃，只是主人心里常常会有一点点心痛。 我的压轴大菜是红烧肉，用里陂上村民一般的说法，是“老夏的熬肉”。 做红烧肉必须要用到白糖和酱油。 杀猪之前，我先到鹿冈商店设法“走后门”买到了白糖。鹿冈商店自行酿制的酱油味道很差，我必须用上海带来的固体酱油，这样才能请村民吃比较地道的红烧肉。 “大家放开肚来，尽管吃。”我一边端上红烧肉，一边笑着大声说。其实我知道大家已经吃得很饱了。  “我已经撑足了，不过还可以再吃一块。” “老夏，你开头就应该让我们吃熬肉，等我们吃足了才端出来，老夏你真是奸猾。”桌上一片嚷嚷声。 我说：“要是开头就给你们吃熬肉，我这只猪身上的肉全部烧成熬肉都不够你们吃的。我明天还吃什么？我只能吃猪头了。所以这道菜只能在最后上桌！” 整个厅堂里一片笑声。 参加杀猪宴的村民代表回家以后，在几天里，里陂上全村都会议论纷纷，特别是那真的肉圆和“老夏的熬肉”。这些消息口口相传，渐渐散开到外村去。 杀猪宴过后的第二天，照例会有几个村民在队里出工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吃多了肉，回到家里不久，就开始拉肚子，“像射箭一样泻出来”。他们说话时脸上的表情既带有几分满足，又含着些许遗憾和可惜。 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如此痛快淋漓地大口啖肉了，肠胃一时间有些不适应，就急急忙忙地排泄出来，真是可惜了。 杀猪宴上，我只邀请里陂上的村民，别人一概不请。可是常常有人不请自到，往往是杀猪宴刚开始，就闯了进来。他们是闻风而来的公社和大队的领导。 有一次适逢下雨，公社领导带头，领着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撑着伞来了。 他们一进门，村民们立刻恭敬地让座，让上座，马上拿碗斟酒。座位不够了，村民们自觉地移动自己的碗盏，三个人挤着坐一条长凳。看来，尊卑有序是里陂上村民的传统。 我从厨房出来，领导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也点一下头，微笑着说：“来了，来了。”表示出应有的尊敬。我那时有点心高气傲，心想着我没有请你们，你们却来了。因此，虽然我脸上对领导循着一个“敬”字，嘴里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欢迎欢迎”这类的话来。 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曾经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过，和我比较熟悉。有一次我办杀猪宴，那天他不在鹿冈，没有到里陂上来。过了几天的一个中午，我收工回来，我的床上居然躺着一个人，却是姜部长。他跳起来说：“小夏，我在等你回来。快，喝酒吃肉。” 原来，这天上午姜部长到了里陂上我的住处，在厨房里四处搜索，居然找到了我前几天刚腌好的肉。他摸出一大块，到我们的自留地里摘了辣椒，做成了白切肉。他又找到了我的酒。现在，白切肉和酒正在铁锅里温着呢。 这是我第一次吃白切肉。酒足肉饱之后，姜部长拎着我另外送给他的一块肉，高兴地走了。 作者简介： 夏建丰，男，1950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就读于华东师大附中。1969年到江西永丰县里陂上村插队落户，历时十年，曾任生产队队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党支部委员、永丰中学英语教师。1979年在上海铁路局南翔自动化段工作。1988年任上海实用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研究开发部经理。1989年到美国，现居加州。期间和妻子马立平共同创办斯坦福中文学校，任理事长，研发中文教材，曾出版学前班到十年级的教材《中文》一套，供海外华裔青少年使用。1998年曾应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邀请，回国参加国务院侨办在上海举办的华文教育国际会议。2000年参加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举办的“寻根之旅”夏令营。2005年以海外中文学校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央统战部的论坛。2009年参加国务院侨办在成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2015年著作《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