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小时,他们就教我背诵普希金的诗。背熟了,我自己就信口胡编起来。据说我写过这样的诗:“太阳眯眯笑,老牛吃青草”,“路灯亮了,我和妈妈回家了”。尽管生活尽不宽裕,但玉泉植物园是我们全家星期天最爱去的地方。在厚实松软的草坪上铺上一块塑料布,吃着家里带来的简单的午餐,接受父亲关于植物知识的严格考试。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在湖畔散步,水面上飞着许多黑色的东西,爸爸问我那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是鸟。”爸爸生气了,严厉地批评了我的无知和粗心,告诉我傍晚湖面上飞的只有蝙蝠而不是笼统的“鸟”。我记住了这次批评,以后就逐渐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 我很爱写作文,每次作文都很认真,也很爱读书,尤其是童话。记得小学三年级,我从妈妈枕头下偷偷找出刚出版的《苦菜花》看起来,还有高尔基的《人间》,很多大人的书,我看不懂也会坚持看完。优秀的作品能诱发人对文学的兴趣,当我沉浸在小说的悲喜之中时,整个灵魂都受到了冶炼,我开始觉得文学可以寄托和表达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和感情,我幻想长大后要写作,却没敢想象去当一个“作家”。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一篇作文《我们学做小医生》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老师给了我很大鼓舞,后来他一直关怀我帮助我,成为我创作上的启蒙老师。应该说,我是带着搞文学的志向走向生活的。1969年,我初中毕业后,自愿报名去了北大荒。上火车的时候,我的挎包里装着一本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当时月台上一片哭声,我没掉泪,好像看见远方铺满了鲜花。 到了农场以后,我的练笔从写信开始,后来在小本子上写生活札记,再后来写一些短文。有一年我在科研田看管成熟的小麦,一边绕着小麦赶麻雀,一边拿着唐诗卡片背诵;宿舍没有桌子,我自己在外面捡了一张被人扔掉的小炕桌,桌子腿儿和桌面都没有被刨光,还带着木头的毛刺儿,很简陋很粗糙的那种。忘了我从哪儿找到一张印着鲁迅先生头像的画报纸,在画报纸下面垫上硬纸板,然后在鲁迅先生头像上,蒙了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变成了一张像样的“书桌”。每天下工后,我蜷腿在炕上,在小书桌上读书写东西,觉得很满足很幸福。到了夏天,宿舍屋顶漏雨了,我在铺位上支起了塑料的顶篷,还坐在书桌下面写字,后来这个顶篷也漏了,雨水落在摇晃的小木桌上,钻进塑料薄膜下的“鲁迅先生”的头发里去了。 有一年冬天,我们去小兴安岭十八道林场的山沟里清理山林里的杂树。我听说深山里伐木的楞场上,装车工人喊的号子特别好听,就忍不住在休息日独自一人跑到公路上,搭了一辆拉原木的大卡车进了深山,在一座楞堆前,又冷又饿地冻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听清了抬大木头的工人喊号子的每一句“歌词”,再恳求卡车师傅顺路带我下山,回到帐篷里赶紧一句句记下来。农场的生活条件难以一一述说,种种艰苦如今我都已淡漠,难以忘记的是那种精神上的苦闷,是那个不理解青年人热爱文学事业的心情的环境。有许多次,我都觉得自己难以坚持下去了。在种种冷嘲热讽面前,我问自己,我究竟在苦苦追求些什么呢?但我还是挣扎着挺过来了,如果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因为文学本身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看不到前景的努力,又是为什么呢?生活毕竟比小说要更加复杂得多。即使小小的农场,连队知青之间也充满了钩心斗角。口号和行动,愿望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纠缠,使我茫然。我憎恨虚伪、欺骗、强权、专制,却又相信伪善的说教,空泛的宣传;我同情弱者,却又不愿承认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对农场的建设我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却又不知道出路究竟在哪里。 1972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尽管小说的许多细节是真实的,但整个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却是不真实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我这样天真幼稚的青年人必然要走过的一段歧途。十年过去,我渐渐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认识,慢慢成熟起来,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6年到 1979年之间,中国的文学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距高考开始前半年,我离开农场进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在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洪流前,我感到欢欣鼓舞,却没有急于去写什么作品。痛定思痛,我在回顾、思索、寻找。我对文学的理解已不再停留在原来的认识上,力图挣脱旧有的枷锁,叩击人的心灵。我在学习中沉默了两年,直到 1979年秋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十年动乱,使许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以及各种美好而甜蜜的梦。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爱生活、爱事业、爱人的权利。个人权利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带给我许多本质上的启示。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尽管不是我个人的遭遇,但渗透了我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倾注着我心中全部被新时代唤醒的爱。从这篇小说开始,我的文学之路走上了“正途”,未来也对我敞开了大门。这一年多,我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夏》《悠远的钟声》《白罂粟》《去远方》,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这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还很不成熟,但却是我十余年来思考的结晶。 多年来,我曾体验到的那个被扭曲的社会,对人的个性的禁锢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都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了表达。我以不同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价值、人性及其异化等问题。写作已不仅仅出自我对文学的兴趣,而成了一种责任,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愿意用笔来反映青年一代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行程,表达我们青年对人生、对社会的赞美、批评和对未来的向往。从童诗“太阳眯眯笑……”到短篇小说《爱的权利》,从长篇处女作《分界线》到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这就是我三十年来学习写作的全过程。也许我是无数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中极少数能如愿以偿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因为偶然,更不是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多年来我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梦,并付出了全部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当我还是一株小苗的时候,曾得到许多编辑、老师、朋友们无私的帮助,我永远深深地感激和怀念他们。奋斗并不仅仅为了成功。奋斗使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文学创作要求我们付出一生的心血,也许常常只得到瞬间的快乐。 张抗抗简历(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作协名誉主席。张抗抗,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 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小说、散文共计6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80余种。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