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老辰光

当前位置: 首页 > 写作 > 写作 >

我们为什么要上山下乡

时间:2020-09-16来源:黑土情 作者:高非、薛克建 点击:
我们为什么要上山下乡 我们这一代知青人,现在都过了或就要到了古稀之年,知青群体即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如何给知青历史定位社会上众说纷云,我们知青群体里也是有着不同的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

我们这一代知青人,现在都过了或就要到了古稀之年,知青群体即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如何给知青历史定位社会上众说纷云,我们知青群体里也是有着不同的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的深入,是该给我们青春年华一个明确的回答,铭刻下知青应有的历史定位。我们曾写过几篇谈上山下乡的看法,和一些人也有过争论,今天最后一次总结我们冷静的思考,让历史去结论这个问题吧!我们认为一切思考和看法,都不能脱离五、六十年代的实际情况来谈,否则就是不尊重事实的胡说。下边就从粮食、就业、政治三个方面,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上,谈一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一、粮食不够吃是上山下乡的重要原因

  知青这一代人,都是出生在新中囯建立的前后时间段里。新中国是建立在落后、战乱、被列强压榨瓜分的旧中国基础上,“一穷二白和人口众多”是面临的最大现实。“百业待兴”但让人民有饭吃是共产党头等的大事,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热情高涨,1950年粮食全国总产量达到1.32亿吨。当时全世界粮食的总产量是6亿吨,全世界各国的人口是25亿,人均粮食240公斤。当时并不知道我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传统的说法一直是4.5亿人,解放后就算有5亿人口,人均粮还是264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数。人年均264公斤粮食并不多,仅仅是饿不死人的水平,这说明那时全世界的粮食都不够吃。

  1953年为了制定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国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6.01亿。这个结果着实叫中央领导同志吓了一跳,因为在这个人口的基数上,每年增长2%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在和平年代里人口增加的速度会更快,粮食危机会随人口的增加日趋严重。1953年粮食产量1.67亿吨、人均278公斤粮食,这也是个低水平根本不会有储备。要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就要求粮食产量每年必须增长2%以上。增产2%也仅仅是保持住现有水平,可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当年部分地区遇到灾荒,灾区的粮食供应马上就紧张,这时就有人趁机倒卖粮食谋取私利。共产党最痛恨这种盘剥百姓的资本主义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政策,这是粮食短缺时无奈的也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有人批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不符合市场经济是错误的。如果粮食不够吃,先让一部人多吃点或借机谋利,那就会饿死另一部分人,这绝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情。

1954年粮食产量只增加1.59%,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能力,想让粮食不断增产会越来越困难,周总理提出要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1955年由于农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的大发展,粮食产量达到1.84亿吨增产7%、人均粮食299公斤。一年的高增长代表不了今后也会高增长,粮食的增产不会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农业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规划才行。在毛主席起草《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说:“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这部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标的《纲要》,在第三十八条中说:“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纲要》第一次提出上山下乡这个名词,号召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强调这是非常必要的国家政策,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纲要》把为什么要上山下乡说的非常清楚,简单的讲就是国家需要。为了让中国人民吃饱饭下乡去务农,为了工业发展去参加农业生产。这几十年关于上山下乡的动因要说法很多,不能把当年非常必要和极其光荣的国家号召,说成是错误的。凡是与《纲要》号召中所说相悖的提法,都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歪理斜说。

1958年粮食产量1.98亿吨、增长1.32%,可人口却增长2.03%,粮食供应形势仍然严竣。毛主席深知科学枝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这一年他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发展《纲要》和《八字宪法》指导中国农业发展了二十多年。1958年由于工业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由15%上升到20%以上,加上城市人口本身的增长,城市粮食供应开始困难。五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需要五个农村人口养活一个城市人口,变成四个或不到四个农村人口,就会打破相适应的比例平衡,城市粮食供应就会更加紧张。这一年最值得称赞的是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王震将军建议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军踊跃报名为子孙能吃饱饭,奔赴黑龙江开发北大荒。他们的顾全大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十年后大批知青下乡做出表率。今天当年官兵们开荒建起来的大农场群,一年粮食产量就相当于七十年代两个黑龙江省的年产量,每年上交的商品粮可就可供一亿多人口食用一年。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叫中国人重新陷入到饥饿之中,粮、油、蔬菜、副食品严重短缺,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吃饱饭成了高于一切的重要事情。有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造成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派斗争的后果,饿死了三千万人。对这种右派言论我们这里不做反驳,事实会证明这些说法的荒谬,人祸怎么能制造出自然灾害呢?我们认为重工业轻农业、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失调、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浮夸风盛行等问题加重了饥荒的程度。毛主席1960年批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提出要稳步发展。中央制定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周总理调整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合理比例,组织二千八百万城市人口“下放”返乡去务农,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又了支援农业生产,这些下去的人要比上山下乡的知青要多出60%。毛主席曾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人、苏联六个半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人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可不行。”我国农村落后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城市就承载不了太多的人口,没有农业这个基础,工业发展也就没有保障。“八届九中全会”上不但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糸,还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

1964年经过调整恢复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1.875亿吨,这一年又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到六月人口是7.23亿。人口比1956年增长15%,粮食产量相比反而减少,人均粮食只有266公斤。农村人口逐年不断的增加,耕地却无法跟上人口的增加,这样国家收购上来的余粮不断的减少,城市人口比重还在18.2%,城市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小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问题又摆上日程。1月周总理、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两个文件。知识青年(知青)这一名词,就是来源于这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青年下乡从事农业生产,规划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五年计划。人均266公斤粮食是指原粮,加工出食用的成品粮只有186.2公斤,平均每人一个月只有15公斤粮食。这里边还要包括饲料和工业用粮在内,还有“瓜菜代”的成份,一个月不到三十斤粮食还没有副食是不够吃的。三斤饲料才能换一斤猪肉,饭都不够吃半斤肉票很难维持,耕地少种粮就不能种油料,每人半斤油就更难保证。每年人口增长大于粮食的增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很危险,让知青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实属无奈也很有必要。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争取时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唯一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一个落后小山村大灾面前不等、不靠、不要,党支部带领社员凿山挖坡,把七百亩四千块土地改造成大片梯田,粮食增产了七倍。农业学大寨产生巨大作用,调动了亿万农民改变家乡面貌的奋斗精神。

1968年是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一年粮食产量2.09亿吨,比1967年减少800万吨,人均还是266公斤原粮。人口却比1967年增加2200万人,一年就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粮食形势更加紧张。这一年“文革动乱”刚刚平息,大批“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呆在家里等待分配,城市里根本就业不了,上山下乡就成了唯一出路。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是毛主席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自我认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里的“很有必要”,就是1964年周总理、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的决定》中说过的“非常有必要”。《决定》说:“非常有必要动员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毛主席把有非常必要这句话重新强调为很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是毛主席不忘的,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心愿。12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才是实情,《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因为城里没有闲饭可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为国家分忧,响应号召牺牲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务农。城市里的一减、农村里的一加,为国家赢得时间终于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

经过多年兴修水利,解决了大面积干旱难题;进口多套化肥整套生产设备,解决了肥料不足问题;学大寨激起农民战天斗地的热情;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74年粮食产量2.75亿吨,增产3.75%,人口9.05亿,人均粮食303公斤。终于实现粮食增产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的速度。1975年粮食产量2.85亿吨,增产3.25%,人口增加1.7%,又超过人口的增加速度。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和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从此粮食危机过去,中国人民再不会为吃饱饭而发愁。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决了吃饭问题。他还高兴的说:“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是毛主席时期全国人民奋斗二十年(56年至75年),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饭问题,这里边也有我们一千七百万知青作出的贡献。

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时,邓小平说:“那个时候条件不允许,现在可以回来了。”邓小平是1964年决定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决策者,并有“老插”之称(主张插队落户),他的这句话是实话。没有闲饭吃是在城里呆不下去主要原因,知青返城时只是有了城市户口和粮食定量,大部分返城知青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城市难民和找不到工作,恐怕多数知青都经历过。知青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饥饿的阴影,事实充分说明粮食短缺,是我们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最重要原因,其次才是不能全部升学和在城里无法就业的原因。

二、城里无法就业也是上山下乡的原因

“一穷、二白”是新中国成立时最显著的特征,刚建国时工商业占不到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以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在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才开始工业化的进程,国营工业、商业才快速的发展起来。但底子太薄城镇毕业生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全部解决。五十年代江南地区的中、小学毕业生,有些因找不到工作而去请愿,刘少奇同志亲自去江南处理请愿事件。他回来后就给中央写报告说:“农村和农业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容纳量是巨大的,要求积极组织帮助他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城镇毕业生就业问题,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也是旧社会留下的长期难题。隨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校的中学生由一百多万人,发展到六十年代的一千多万人,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难到国家就不能快速发展工、商业去解决就业问题吗?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是很快,国家底子太簿又没资金和枝术,很难支撑经济更快的发展。基数太小就是翻上几翻也没有多少,事实说明全部解决就业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人总是笑话“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当年就是急于求成脱离了实际,结果快速度却造成被动的局面。毛主席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党中央冷静思考后制定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合理比例发展经济,制定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你要是讲实事求是的话,就必须承认这段历史时期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很多城市职工和居民被“下放”返回家乡务农,城市人口从25%下降到18.2%,可城市就业仍旧紧张。底子薄必须量力而行不能冒进,发展工业需要粮食来保障,更需要资金和枝术来支撑,这些问题只能逐渐的稳步去解决。都说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中国1957年到1964年期间,每年财政收入在200一400亿元人民币之间。用这么少的资金,却建立起我国初步的工业化体系,还清所有国内外债务,搞出原子弹和导弹,建设一大批重要基础项目。一分钱掰成八瓣来花,创造出“少米也要有炊”的奇迹。到老三届大批下乡的1968年和1969年时,年财政收入分别才是361亿元和526亿元,这么少的资金扣除日常支出,又能有多大的投资能力呢?就是今天每年收入近20万亿元,粮食产量6.15亿吨年年有余粮,城市人口发展到55%以上,每年大专院校毕业生有800多万,就业压力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才能确保。想想当年的经济条件,就应该知道在那段困难的情况下,就业的压力该有多大。1964年就是因为解决不了城市就业问题,中央开会研究大批知青下乡问题,准备每年组织一百万知青下乡,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当年邓小平在会议上说:“知青到农场去补助1000元,一年要下去100万就是10个亿,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插队落户一个人补200元,我提倡插队落户。”那个时候既没有粮食也没有资金,邓小平说的话是实际情况。连去农场补助的钱都没有,投资建工厂资金也就更加紧张,只能号召知识青年学邢燕子、侯隽自愿下乡务农,为国家眼前困难分忧,为祖国今后发展来承担历史的责任。

老三届大批下乡是从1968年开始的,那时“文革”刚走出混乱,中学生回到学校搞教育革命没有课程可上,老三届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六、九届”学生没上几天课,也到了要毕业分配的时候。开始中学毕业分配是四个面向,面向升学已经没希望;面向工厂和基层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多数只有面向农村到祖国最需的地方去。老三届高、初中六个年级约有七百多万人,加上“六、九届”毕业生就更多,全部解决就业根本不可能。只能照顾家里有困难的和每户留下一个人,大多数人只能面向农村上山下乡去。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1964年中央就制定出上山下乡十五年规划。六十年代初、高中学校里的学生,最终只能有5%的人可继续升学,因此“文革”无法继续升学受影响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文革”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城里减少就业机会也会使部分人受到了影响,但多数城里中学毕业生还是得要下乡去务农。这就是老三届和“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们,面临的现实局面。这是知青个人无法选择的历史时期,也别怨天恨地,谁让我们成长在国家的艰苦时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更应该为国家分忧,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共同利益。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十分困难的,很多事情不如人意是客观存在,我们一些所谓的专家人士不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找种种理由否认和歪曲上山下乡的作用。法籍华人潘鸣啸写过一篇文章:“经济问题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说“文革”期间从农村招工800万人,是与知青下乡形成无效的对流。他认为既然能从农村招收这么多农民,说明城市没有就业困难,也就没有必要让知青下乡去。潘的说法造成不小的影响。城市里就业困难的情况,我们老三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看着不断有新建的工厂和商场,可先期毕业的学生还是无法都能就业,到我们毕业时候就业就更加紧张。经济不但要稳步发展,还要协调平衡的全面发展。发展经济是个复杂系统工程,搞好各项基础建设才能快速发展。从1968年至1976年我们下乡的期间里,为了解决铁路运力不足,建成湘黔、成昆、宝成、焦枝、津沪复线等铁路干线;为了解决电力短缺,修建富春江、刘家峡、葛洲坝等大小水电站和火电厂五万多座;为了抗旱保丰收兴修水利,建成汴河、青铜峡、丹江口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各地修建几万个大小型水库;为解决能源严重短缺,新建胜利大型油田、扩建大庆油田、铺设输油管道和建设炼油厂;为解决人民吃饭和穿衣问题,动用43亿美元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并建起工厂快速投产;为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大、小三线”,上马“二汽”等大、中、小项目几千个;80%的县里都建立起水泥厂等等。这些项目都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基础建设,绝大部分项目都不是建立在城市里,一定要征用农村的土地来建设,使大量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失去土地。政府必须把失去土地的村民,转为城镇居民并解决其就业,否则你让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存?1971年以后粮食紧张情况开始缓解,城市建设也开始扩建用地,很多城中和城边村因建设需要并入城区,村民也就成为市民也得解决就业,不然叫他们何以为生?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的子弟,都是农村户口不吃商品粮,中学毕业都是就地分配成为农场职工。农场和兵团职工属于国营二本帐的农业工人,在招工统计上也是属于招收农村人口。1968年至1976年里,农场和兵团子弟就业,加上农村来的复员兵就业,全国就会有百万人以上。潘鸣啸是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一书提供的资料,那是1966年至1976年十年总共招了800万农民工,平均一年80万人。这十年期间知青下乡有860万人,两种对流的规模大体相当,但作用和去向有着截然的不同。知青下乡缓解城市粮食供应和就业压力,务农是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吃饱饭的大事情,为国家渡过困难时期赢得了时间。知青下乡不是向农村甩包袱,知青下乡给农村带去给了生气、知识和“新鲜血液”,加速了落后农村的改变。北大荒大农场群在写建场史时,各农场都对知青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插队落户的知青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为改变落后农村当会计、赤脚医生、搞科学种田等都做出过贡献。一些泪痕文学中的“偷鸡摸狗”和遗弃“孽债”现象,只是个别现象代表不了下乡知青的主流。农民把土地交给国家搞建设,为国家工业发展和必要的基础建设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给点钱不管死活,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计,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必须解决失去土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何况多数农民都是在本地就业,不会增加城市太多的负担。保持合理平衡的发展,即要创造必要条件也要保证城乡人口比例基本稳定。潘鸣啸所说的城市不存在就业困难,上山下乡和招收农民工是无效对流是错误的,是不尊重事实的胡说。知青下乡和征地招工的对流,为国家赢得了时间渡过艰难时期,为今后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作用,是别有用心人看不到的。

还有一种错误论调说:“上山下乡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逆行运动,不搞城市化建设把人往农村赶”。还有人说:“领导人不懂经济济,不搞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去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城市化是要以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础的,脱离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历史事实,空谈什么“历史潮流”是没有意义的。落后的农业连吃饱饭都保障不了,又没有资金怎么搞城市化建设?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蠢到不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更不会蠢到脱离现实和发展规律去办事,党中央制定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稳步发展方针是正确的。周总理说 :“没有农业基础,工业就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毛主席说的更简单明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可不行。” 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要视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本积累来支撑,不要站在今天生产力的水平上,笑话当年为发展农业和经济的艰苦奋斗,饿你几天就不会胡说八道了。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副食工资还不高,怎么能扩展第三产业和搞旅游呢?在艰苦奋斗的时期里,是要讲先生产、后生活的,是要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面貌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知青与工农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依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改造成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上层建筑政治思想意识是要讲,以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中心。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共同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人与人在生产的过程中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绝不充许看不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业,反对看不起农民的资产阶级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可能马上消失,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可能马上建立起来,两种思想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中国建立是“万象更新”和“一穷二白”并存,社会上还存在着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因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还有一定社会基础,看不起农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

毛主席一直提倡和教育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必须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美国总统“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阴谋,寄托在新中国下一代人的身上,毛主席就更加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把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但看成是解决眼前困难的临时措施,还看成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长远大计。毛主席对青年人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刘少奇1957年在长沙与中学生代表座谈时,号召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他批判那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国家前途的“聪明人”,提倡学习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傻子们”,希望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1965年2月中央召开知青安置工作会议,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接见全体代表。周总理在会议上讲:“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缩小、消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移俗的大事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说的非常清楚,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当年的政治号召,千万青年人的激情和奉献,到了今天怎么成了“否毛”的牺牲品,谁给你们的权力!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壮举,为十年后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了榜样。毛主席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军总动员踊跃报名,为子孙能吃饱饭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荒。这里边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军队干部、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等。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甘愿去吃苦,建成了今天的“北大粮仓”和创建了北大荒精神。亿万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年耕种,他们辛勤的汗水保障了城市粮食供应,勒紧腰带为工业发展积累了资金。农民的辛勤劳动建设着社会主义祖国,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学习。我们知青成长在国家的困难时期,在城里就业不了又没有闲饭可吃,难到就不该应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分忧吗?一千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一定的贡献,尽管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主流是知青用稚嫩的肩膀为国家分担困难,其本质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奉献。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所以应该给予上山下乡运动充分的肯定,给知青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

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很乱,在否定毛主席和建国前三十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下,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被“污名化”。昔日为国分忧的光荣,今天却被说成是政治的牺牲品和遭遇人间劫难,是个磋跎岁月。下乡的艰苦成了泪痕文学家的素材和成名台阶,他们的作品就像今天方方日记一样,只有悲衰和悔恨,就是没有艰苦奋斗和奉献的精神。我们有些知青也跟着埋怨党和政府,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个人的前途,怨天恨地的对共产党不满。难到回到旧社会,你就会有前途了吗?难到全国人民都在为将来艰苦奋斗时,你坐享其成就幸福了吗?不能与在“文革”中受冲击的一些人那样,总觉得党和人民欠你们的,并以此谋取个人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让生产资料私有制重新发展起来,贫富差距越拉越悬殊,现在讲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越来越少。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把原来的“以民为本”,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的利益神胜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很有必要,是没有人再相信了,只剩下知青们的自我怀念。没有当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高速发展的基础 ,不能坐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嘲笑和指责当年艰苦奋斗的人们,这很不道德!

知青一代人中,很多人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糸在一起,成长为钢铁战士,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偶像。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也是把个人的追求和祖国、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是一群有利于人民和祖国的“傻子”。明白这一点就要坚定的无怨无悔,不要怕“冬妮娅”那些资产阶级的嘲笑。当我们回首上山下乡往事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曾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承担过责任,知青的一生中就有了光辉的一页。
2020年6月18日

作者:
高非(北京知青,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18连)
薛克建(哈尔滨知青,1968年到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18连)

图片:来自网络
 

责编:北风
 



更多新闻可点击上面各栏目
(责任编辑:北风)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推荐内容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