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 年知青大返城，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从大兴安岭调入大庆油田成了国家正式职工的知青来讲，再没有可能返城了。可是，我们的父母亲人在上海，我们的根在上海，谁不想家呀。 1980 年政策出现了一丝转机。国家就知青的实际情况，下发了一个 30 号文件，其中有一条规定，父母身边无子女，原籍有单位愿意接收的，可以有一名未婚子女回城落户照顾父母。这无疑使我们看到了希望，我想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那段时间做梦都是返城的事。 我个人和家庭情况是符合这项政策的，父母身边无子女，我又是单身。因此家人开始为我准备相关材料和落实接收单位了。那年的 6 月 6 日，我向采油队领导递交了要求调回上海的申请书，上报大队（矿）后始终没有答复，实际就是不同意。上海已落实好的接收单位和虹口区多次发函至大庆市劳动局，要调我的个人档案，一直被“卡”着，毫无进展。 1982 年春节后，当时的石油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徐文野带着秘书谢惠民来我采油队蹲点调查，了解大庆职工成员的构成和状况（主要是部队转业、知识青年和老职工子女）。 我是 1978 年入党的，从采油工到担任井长，后又任队里的材料员、工资员，同时兼任工会主席和共青团工作。1974 年到 1981 年曾连续八年被评为大庆市劳动模范和采油一厂劳模，还有先进个人、先进民兵和先进生产者等等。没有想到，采油队领导推荐我作为知青代表接受徐主任的调查。 1982 年 3 月 21 日晚饭时，采油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找我，说石油部徐主任让我去采油一厂招待所，晚上要找我谈话，车已等着，晚饭去招待所吃。赶到招待所后，两桌饭菜早已备好。饭后，徐主任、谢秘书，还有采油一厂政治部、工会和团委等负责人以及陪同人员共十多人到招待所办公室座谈，主角当然是我。徐主任给我的题目是：让我详细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从小学毕业说起，如何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如何入团，如何到大庆油田，以及入党前前后后的情况说了个彻彻底底。徐主任还问了一些对目前社会、国家形势的看法和现阶段的国际问题，比如苏联和波兰的局势等。最后他问我，你现在个人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听到这句话，我顿时一愣，稍顷，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机会，我必须抓住！我马上说： “我有困难啊！上海老母亲患有多种疾病且一个人在家没有子女照顾，我想把她接来大庆吧，她的身体又不适宜东北的气候，我要调回上海，大队、一厂和大庆劳动局都卡着不放我，我没招啊！” “好！我给你了解一下。你上海方面要努力，至于大庆方面你放心，不会卡你的。”徐主任的答复掷地有声，出乎我的预料。 “哈哈！转机终于来了！”我心里暗自高兴。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 11 点，徐主任让我就住谢秘书房间，明天一同回采油队。那晚，我毫无睡意，又和谢秘书聊到凌晨，这一聊，我和谢秘书竟成了好朋友。 事后，我从陪同人员那了解到，和我谈话后的第二天，徐主任就让大庆市劳动局局长到他招待所面谈了我的事情，督促他们抓紧走调动程序。 在他们调查结束的那天，徐主任在我们采油队吃了一顿高粱米饭，队领导让我陪同。饭后，徐主任还让我找个照相机拍照留念。照完相后，他们就回驻地写材料去了。临走时，他对我说： “放心吧！你的困难一定会得到解决，如果回上海，一定要到北京来玩，谢秘书会给你安排的。” 1982 年 6 月 16 日，我就收到由厂人事部门转交的调令。真没有想到，我的返城梦就这样实现了。 后来我给徐主任写了感谢信，回上海时转道北京去拜见了徐主任，我给他带去的东北土特产也原封不动地退回给我，并给我写了回信，勉励我回到上海后，要“身在闹市，大庆精神永不变”， “要在新的环境下，继续发扬党的好传统，但不要以大庆人自居，要谦虚谨慎”。 多好的干部呀！有多少大事要他处理，他却把一个普通知青，普通工人的事放在心上，并留下心意退回礼物，真是高风亮节的人民公仆。我和我的家人十分感动。徐主任的教诲，也一直鞭策我努力学习和工作，至今不能忘怀。 徐主任就是我实现回城梦的贵人！ 【作者周伟，上海知青，1971 年 10 月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塔河工程处二连工作，1982年 6 月调回上海，2014 年 8 月退休。现在是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并担任上海知青大庆联谊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