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减压之后
珍宝岛战役后的1969年夏天，团部开始逐步往南迁移，在距团部几十里的南边，围着三个小山包儿大兴土木。北边山包儿划归运输连，西边是工副连、粮店、供销社等，东边属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政后），三个山包儿中间又盖起一大片房子，是家属宿舍。 到1976年，兵团宣布解散。那片地原先属于临近的牧场，人家要求地归原主，团部又是一番折腾，开始了第三次转移，决定后勤先行，然后是司政后。  那时，我已经当了拖拉机手。由于要把砖拆下来去盖新房，我曾开着拖拉机去过好几趟。砖拆下来后，只剩空架子，里面的废纸、文件风一刮，漫天飞舞……我不由想起战争电影中的情节：打了败仗逃跑，兵败如山倒的情景……那印象真是太深刻了，一辈子忘不掉。 兵团解散的消息，刚开始对老百姓保密，直到一年多后，我们才逐步知情。解散、撤退的结局已经定了，却足足搞了三年左右。 1976年，我还在工副连开拖拉机，首先知道的是运输连原先有四十多台卡车，忽然调拨出去二十余台，少了一多半儿，心里就有些犯疑：怎么能调出去这么多车，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但调车的事儿属于大生活，肉食者谋之；我是小老百姓，照样按部就班过我的光棍儿小生活。 后来，又发现不少当官儿的不辞而别，说是外出开会或回家探亲，一去便黄鹤渺渺再无消息。留下的人对下头的管理也明显放松，纪律已松弛到不堪的地步，明抢虽不曾发生，暗偷却逐渐熟视无睹。 木工房属于基建科。过去，曾丢过一块两米长的木料，居然当做案件处理，几乎天都被捅了个窟窿，当官儿的派人挨家挨户翻，翻了个底儿朝天，总算把这块木头搜了出来。偷的人不但开大会批判，还给于处分。没对他批斗判刑，他真该念阿弥陀佛。 这会儿，我们工副连放在仓库里的羊毛丢了不老少，木工房的木料更是每天见少，有积极的去报过案，上头只象征性地派人来调查过一下，态度懒洋洋的，纯属走过场，回去后再无下文，根本没想过解决的办法。 更有甚者，连对枪的管理都乱了套。枪应当登记在册，一天，突然发现竟然多出几支。谁都知道，逢多必少这个理儿，走过场查了一遍册子，发现枪号根本对不上……这么大的问题也是不了了之，没人肯去细究。 形势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是没人愿意管，草民翻身得解放了。有那造反意识强的，便想对平日欺压人的官儿报复报复。 运输连连长军阀作风严重，甚至有过打骂战士的行为。那日听说他复员要回老家，大家连欢送会都不曾开。第二天，他只有灰溜溜去大石寨赶火车。在这儿混过几年，却也没有白来草原一场，回去时压着满满一卡车东西：木料、羊皮、毡子……都是林区、牧区土特产。得到这一消息，大家也没搞串联，平时受他欺压的一些人提前蹭车赶到了大石寨，听说去开了原连长的批斗会，有人甚至动了手。原连长的收获除了那一车东西，还有灰头土脸。 这拨无法无天的主儿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回转团部时心里也打鼓，琢磨着团部怎么也得处理他们，哪怕象征性的呢！没想到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竟然散化在空气之中。  随着精神解放，性也在某些人身上得到解放。兵团战士正是二十多岁的年龄，青春的躁动尤为强烈。可他们没有条件，住的是集体宿舍，吃饭在大锅，连身体接触的环境都没有。没法子，只好自己找撤。 原先，女生宿舍男生不允许进去。这会儿，只要两方谈判好了，在炕上拉个帘子，一边儿睡一对男女，鸡犬之声相闻，倒也相安无事。还有在野地里、草垛子上、木工房、仓库里成其好事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能解决性饥渴。 有个男战士在邮局工作，时常在中午让他女友溜进邮局内。只在靠街的窗玻璃上挡张报纸，遮住下半扇玻璃，两人便像埋在报纸里的鸵鸟，开始在里面疯狂做爱。正是中午休息时间，难免有人路过邮局，在邮局的廊子里闲逛，看见后，又叫来几个好事者，一块儿趴窗户偷听偷看，然后广为传播。 声音能听见，怎么能看见呢？原来，我们那里属于高寒地带，为挡风与御寒，门朝北开，北边都建个廊子。廊子上开个门，进门后拐弯儿，才能进邮局的门。走廊里原是黑的，可屋子里的窗户只档住半扇，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从邮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外黑里亮，一目了然。这两人在成就好事，一时疏忽，竟然成为掩耳盗铃。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指导员气得拍了桌子，却也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说，怎么偏偏在公共场所搞！ 一对一、“一对儿红”（一对儿红是文革前后的时髦语言，指互相帮助的两个人，类似于基督教里的祷告伙伴）还能解释成为情所困，出于不得已。却有这样的女孩子，两个男的追她，她上午跟一个男的睡，下午跟另一个。 有个天津籍的女兵团战士，眼睛很大，眼波流动，相当活泼，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家庭，当初思想觉悟特高，别的地方不去，咬破了手指，写了份血书表决心，才最终来到我们兵团。 用流血的手指写字，我尝试过，没有相当的毅力不行，手指上神经密布，疼起来够戗。有一次手碰破了，我好奇，在纸上划拉过两个字，疼得钻心，当时就不敢再继续了。因此，我特别佩服这些写血书的，当然更钦佩《红岩》中手指被反动派钉竹签子的江姐。 那女生原以为能当上正式解放军，没想到只做了兵团战士，不免有些失望，但还是继续积极，第二年就入党并当上了排长。 就在兵团酝酿解散的过程，她的上进心散了，春心动了，与她们团政治部主任有了一腿。这事若发生在几年前，那现役可能就要判刑，她必得下放去卖苦力。当时却没给大的惩处，只把她从政治部下放到团部直属勤务连。该连下属有司机班、炊事班等。没承想，这丫头跟个有老婆、孩子的司机又好上了。在团里实在呆不住了，遂被送到我们团，又闹出过好几起绯闻。好在兵团也快散了，回城的政策已经松动，靠她自己和家里双方积极联系，不久她就办回天津去了。 家里有父母的可以办困退或病退，没亲没故的孤儿就惨了。那时，我们勤务连从保定招来过几个孤儿院的女孩子，负责照顾团级干部，打扫房间，端茶递水。她们无家可奔，也没有任何路子，看别人一个个回转大城市，羡慕得心里流哈喇子。有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小姚，决心使用老天爷赐给她的原始股，遂主动向参谋长投怀送抱。她与参谋长的关系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好事的兵团战士趴窗户看见过，但已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气候，她终于被顺利地推荐上了大学。 那时，我们这些插队的知青有一小部分已离开草原，有上大学的，有回北京当老师的……当初壮心不已的老知青不少也开始人心思动，想回家想得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没一天地乱混。除个别队，多数知青原先都觉得搞对象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大坏境的舆论不允许搞这个。那时候，剩下的男女也开始搞对象了，有的男大，有的女大，环境促成了就算合适。正象有个女知青说的，花开到了一定时候，谁来采就属于谁。像我这样被边缘化的，自然没人要，仍旧是光棍儿一条。有的队男女搭配很不平衡，极个别有本事的可以到临队去“抢”，绝大多数也只好如我，做孤独的倒霉蛋儿。人一旦被压抑狠了，想发散又发散不出来，看着别人出双入对，心里真比猫抓还难受。我觉得，没当强奸犯，真多亏了那么多年的无性教育，否则，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当然，谈婚论嫁也还是要经过批准，首先得给连部打申请报告。有这么一对儿，女的正派，男的老实，向连里打了报告，却被指导员压了下来。这俩人没理这个碴儿，回北京结婚去了。后来听说，女方已经怀孕。食、色性也，到了一定的岁数，多安分守己的人，除非有病和不得已，性色都是压抑不住的。 那两三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长期的压力一旦减轻，反弹就特别厉害，人心思散，形成了怎一个“乱”字了得的局面。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