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子自小家境不好，没念过几天书，但人很精明，拉二胡，吹口琴，无师自通。虚岁十八，就结了婚，婆姨病病歪歪，几年之内，却一口气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二万子日子穷，性情却乐观开朗，喜欢交往，跟什么人都聊得来。生在黄河边，从小就在河里扑腾，练出了一身好水性。据说，他过黄河，水再大，也不慌不忙地点上一锅烟，把一顶破草帽往头上一扣，压着浑退优哉游哉就漂进水中。浪头打来，眼一闭，半天不见人影，过一会儿又冒出来，烟锅居然未灭，哧溜哧溜吸得正香。就因为这身好功夫，队上选派他在渡口扳船。
他掌舵，是船上最重要的一个角儿。 就在王村钰游过黄河不久，二万子却险些在黄河里出了事。  还是送人过河去武城赶集。这一次没用船。上游下了雨，水涨得很大，二万子驾起了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用十几个浑退连扎起来的，上边横竖固定一些木条。筏子上载了八个人。刚驶到河心，一道齐塄塄的浪头压来，筏子上的人躲浪头，朝一边一倾，浪头一涌，筏子当即翻了。二万子被压在筏子下面，钻出水面后，先寻找落水的人。还好，六个人在筏子周围，手都紧紧抓着浑退上的绳扣，两个人在筏子中间，头从浑退之间的空隙里伸出来。要把翻了的筏子再翻过来是不可能的，二万子叮咛大家抓紧，千万莫松手，然后巡视周围有没有掉在水里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他放心了。 正要推筏子向岸边驶去，扭头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一个红色的东西亮亮的漂上漂下，时隐时现。他一摸上衣口袋，瘪瘪的，立即明白漂浮的那个东西，是他的钱包，一个《毛主席语录》皮儿。 他急了。钱包里没别的东西，只有一张钞票——两元钱。这两元钱可是他的宝物。以往的两元纸票，全是大张，这两元是1960年印制的小张绿色票子，刚在市场流通，数量很小。不知出于一种什么荒谬古怪的认识，这一带农民特别稀罕小绿票，常有人拿四元、五元买一张绿色的两元小票子珍藏起来。二万子钱包里的这一张，是他用五元钱硬缠着一个钉锅的老汉买来的，珍爱得如同眼珠儿。他向筏子周围的人叮嘱道：“手抓牢，甭怕！”又说：“浪打来甭慌，我离开一下就回来。”说罢，身子一纵，去追赶那红色的语录皮儿。 语录皮儿在前方闪闪烁烁。二万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生怕被水推到看不见的地方。水很凶猛，砸在头顶的浪头又闷又重。他仗着一身功夫，猛划一阵，追上了语录皮儿。正要伸手去抓，那红色的亮点在浪花上一闪，不见了。他踩着水，等待着。果然又冒出来，在左前方。他猛游过去。眼看就要抓住了，又像上次一样，红点儿高高地打了个旋儿又沉下去。他粗鲁地骂了一句，只好再耐着性子等待。他上身穿着长衫，肩上斜背着一只布兜，兜里装着两个苞谷面窝窝，还有他的鞋。衫子布兜都吃水，拽得他的身体格外沉重。他顾不上理会这些，专心专意注视着水面。红颜色又闪烁了，这次在正前方两庹之外。他瞅准猛蹿上去，一把抓在手心，顿时松了口气。他想把他的宝物装进长衫胸前的口袋，装了几次，插不进去—口袋被水抿得紧紧的，两层布贴在一起了。在他低头作这种努力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发现自己正被浪涛推涌着飞快地朝一块半隐半现的巨大礁石撞去。待他抬起头来，那黑色的礁石已横在眼前。躲是躲不过去了，情急之中，只好猛地扭转头，让屁股朝前，轰然一声，他只觉得强烈一震，浑身骨节像要散架了。浪涛推涌着他又从礁石上越了过去。 事情没有完。他强忍剧痛，扭头寻找他撒开的皮筏子。他发现，皮筏子在老远的地方，正颠颠簸簸随流而下。他追了上去。口里喘得厉害，挎在身上的布兜，像从水中伸来一只手，揪扯着他。他几次想扔掉这累赘，又舍不得：里边那双鞋是登脚不久的新鞋。他咬着牙企图鼓起劲儿。张大口换气，没料到一下子呛了水，咳得头晕眼黑。 缓过了劲儿后，他辨了辨方向，看清了皮筏子，不敢耽搁，吃力地向皮筏子游去。 他推着皮筏子靠岸的时候，脚刚一触到地，眼前就一黑，踉跄朝前扑爬了几步，随之跌倒在水里。一股腥乎乎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 “血?”其他几个人惊呼，忙扶起他。 他缓了会儿，挣脱众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看一直攥在手心的鲜红的语录皮儿，又摸摸搭拉在胸前的布兜。忽然，他暴躁地一把扯断布兜带儿，一脸恶狠狠的表情，好像要把这几乎殃害他的东西扔到河里去，胳膊扬起了，又软沓沓地垂下去，到底还是舍不得。 这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后来在村里村外传开，经过一张张嘴巴的加工，便走了形。改变事实本质的一点在于，那个充当钱包的塑料语录皮儿，变成了红宝书，二万子是为了抢回心爱的红宝书而几乎丢掉性命。在那个时代，有了这番举动，便极有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 二万子不懂这一点，常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在人前分辩：“我是个憨憨?要是语录本，丢俅算了，我是舍不得我的新票子！” 一天，王村钰碰见二万子，笑道：“二万子，你就是个憨憨。”“咋憨哩?” “你就说你是捞语录本，报纸一宣传，广播一广播，一下子就红了，可你咬住是捞钱，还不憨?” 二万子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咱受苦人，红了顶啥?能多分粮，还是能多分钱?” 王村钰觉得这个人挺诚实，以后，有了空儿，王村钰便邀了女伴，常去二万子家。  二万子家两孔土窑，坐落在村子中间。这个家庭的困窘，令王村钰吃惊。什么家具也没有，炕上铺着光席片，两床破破烂烂的被子团在炕墙角落，用荆条编扎、糊了泥巴的囤子个儿不小，可是里边空空如也。孩子们衣不遮体。二万子多病的婆姨向王村钰唉声叹气地诉说：一家六张口，粮食年年不够吃。别人在春荒月里吃糠，她家一年四季都吃糠。王村钰和她的女伴们几乎不敢相信，那个晚上常在门外大树下拉二胡、吹口琴的二万子，屁股后面竞是这样一个家庭。 王村钰是在一个优裕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位十二级老干部，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母亲在国家机关工作。来陕北前，她根本不懂“穷困”二字的真实意义。现在，站在二万子黑乎乎的窑洞里，她开始对这个词儿有了感性认识了。 在我前后多次采访中，无论何时与王村钰交谈，她都特别厌恶“穷困”二字。类似的字眼永远别想从她的口中吐出。别人谈及，她会蹙起眉头良久沉默。我明白，在她那里，这字眼不是从唇间轻吐出来的抽象词汇，而是从生活的深渊里进射出来的恶石，是具体的、可感的。当她鼓足勇气走进二万子那破败不堪的窑洞时，字典里对这个词汇的解释便在她的脑子里修订了。若干年后，一切都根本改观了，被恶石砸伤的心，仍淌着血。她仍旧本能地保护着它。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